道的。但是,杨凡心里最清楚,高科长对自己的关照纯粹出于金钱之外的考虑的,也许由于彼此间能谈得来,也许是一种缘分,当然也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爱才之心的缘故,至少杨凡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从未送过高科长一分钱礼物。
总之,高科长对杨凡的信任和帮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杨凡刑期结束为止。这期间,尽管也有不少人在高科长面前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甚至几个人一道合起来整杨凡,但未影响到他对杨凡的信任,以致,几次甚至连杨凡自己都把这归之为“逆境遇贵人”了。然而,纵观建新学校其余近三十名犯人,却没有一个有如此的幸运。
高科长平日在学校待的时间不多,但只要来到学校而又有空的话,他总会选择来到杨凡的资料室坐坐,他钟意与杨凡聊天,其主题可以不受限制,大到对当今国家时事的看法,小到有关建新学校犯人的思想动态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有一次,他与杨凡谈到了有关图书组犯人的改造态度问题,他说:“犯人之间有什么好斗的呢?都是坐牢,谁的处境也不比谁好多少,为何非要整日斗得难解难分不可呢?”
杨凡一时弄不清高科长说这话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于是,就打了一个比吁,说:“从前太监们在宫里,听说也斗得很厉害,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可斗的呢?首先,他们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儿女,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希望自己作了大官好让自己的儿女来继承。其次,他们的日常活动全都局限在宫殿里面,吃喝穿用全由皇宫里负责,所以,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钱财。然而,即使是这些最应该不贪官也不恋财的人,据有关史书记载,历朝历代发生在他们中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却从未中止过,而且,有时其所使用的斗争手段之残忍,竟然是骇人听闻的,为何会这样呢?”
“这还用问,显然是为了官位和钱财。不要以为身为太监就不会追慕官位和钱财,实际上太监也是人,是人就都有贪恋官位和钱财的本性的。”
“您说得很对,大凡天下皆俗人占多数,所以,才会受追求个人利益的驱使,天天争得你死我活。犯人也是人,同样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你争我斗。”
“你是认为犯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要想彻底消除确实很难,不过,要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呢?”
“我的理解是,作为人应该有所追求才好,如果一个人什么追求都没有了,那反而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这又是为何?”
“因为人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服从领导和管理,归根到底是由于其本性上还存在有对追求利益的冲动,举例来说,如果整个S监狱数千名犯人都不想获得监狱的减刑奖励,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照我看,如果真是这样,那S监狱的干警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两倍甚至增加叁倍恐怕仍然不够应付。要知道,如今监狱对犯人的监管,有很大一块是靠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而之所以有犯人愿意站出来不怕其他犯人打击报复替监狱去监督管理别的犯人,其原因很简单,主要是由于他想得到比其他犯人更多得多的减刑幅度。如果有一天规定,在监狱服刑改造的犯人,一律不得获得减刑奖励或不再实行将犯人改造表现与减刑幅度挂钩的政策,那么,到那时还会有犯人愿意站出来为监狱干警服务并主动申请帮助干警去教训其他的犯人么?我看,不仅不会有,而且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有道理。”
“所以,人有自私心理未必是一件坏事,只好管理得当,引导得好,完全可以利用它来干一件正事和好事的。扩而广之,如果人类没有了自私的本性,那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文明程度,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所以,问题应不是要不要让其存在,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其度与量的关系。换言之,分寸掌握得好,坏事可以变好事,分寸若掌握得不好,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一点,用在监狱管理犯人方面,同样是适用的。”
“你说得很对,任何事物只要抓住了其主要矛盾,其他的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也许是高科长感到每次与杨凡聊天,都能有所启迪,当然,也许两人认识问题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或高度,所以,谈话时才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共识,彼此才会感到越谈越投机,犹如同道朋友一般。总之,在整个建新学校,所有犯人都知道,高科长最愿意与之聊天的对象就是杨凡,而杨凡由于有了高科长这个靠山,也因此而在犯人中间奠定了一定程度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最近一段日子来,在杨凡大脑中考虑最多的就有关应在什么时候减刑或有可能减多大幅度刑期这样一些问题。
一天,杨凡仍像往常一样,早上七点整就随图书组犯人一道开工来到建新学校,杨凡坐在了资料室的椅子上,他突然想起学校所订阅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已有好几天的报纸没有用报夹子夹起来,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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