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尽量陪在他们身边；我虽然离得远，一有空，也总不忘和阿青打打视讯电话：眼瞧着镜头里的外公不见瘦，倒是因为常常坐着、锻炼得没有以前多，又被阿青好汤好水地养着，常年清瘦的脸颊反还多了二两肉，心里也好受很多。
    外公胖了，笑容多了，看起来慈祥不少，日子过得很是平和舒坦。
    我总还记得，那时是冬天，一见我出现在镜头前，戴着灰色的毛绒帽，穿着一身暖洋洋羽绒服的外公，便笑呵呵地冲我挥手。
    阿青坐在他旁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听我俩聊天，偶尔也无奈笑笑，和我感慨两句：“你说你外公啊，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整天跟个小朋友似的，惦记着你们，一看见就傻乐。”
    笑完了，又问我：“阿星，你看你外公的毛线帽好不好看？”
    “啊？好看啊……”
    “好看什么呀，你又哄我呢，”阿青忍俊不禁，“你外公说这帽子他喜欢，又天天烦我，总让我也给你织一个，我说你们年轻人，现在都还是醉心LV啊，喜欢Dior的年纪，哪里会喜欢他这样土土的，他还不信。你倒好，也帮你外公说起话来了。”
    外公听得直撇嘴。
    摸摸自己的帽子，捏捏阿青的脸，他在旁边插嘴：“是很好看，你外婆做的我都喜欢。”
    那时我们都以为外公的孩子气，只是老人们自然的衰老，一种久病后心智的回归。
    却不想，偶尔感慨的话说得多了，原本都只当这是句无心笑闹的我，竟然也从某一天开始，真的……慢慢发现点不对劲来。
    外公好像确实变了。
    譬如，从前记忆力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好的外公，竟然会想不起来我的生日，也忘了我脚踝上留了个伤疤，是因为小时候爱闹腾，非要他骑单车载我，结果把脚伸进车轮里，留了个月牙弯弯似的小肉块——他明明因为这件事难过了很久，光是长大后劝我去做除疤手术，就说了好多次，可我重新在他面前，他却只满面茫然，反问我：“有这件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也譬如，外公的情绪会偶尔变得喜怒不定，前一秒还在很认真地听我说着大学里发生的事，后一秒，就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不好的回忆似的，言辞激烈地跟我说着：“阿星，要是有人敢在学校里欺负你，一定要告诉外公，外公要帮你把他们全都收拾了，你不要害怕，外公都会帮你！”，一边说，一边气鼓鼓地涨红了脸，让人不知道怎么接话，一时间无所适从。
    甚至到后来，我们视频的时候，只要阿青临时一有事走开，外公就会突然对着我莫名其妙的流眼泪，很久很久都不说话。
    我问他：“外公，你怎么啦？”
    他却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擦拭着眼角，看着地板发呆。
    等到阿青进来，反倒要问我：“外公这是怎么了？”
    我当然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也不敢擅自把想法往最坏的可能上想，只能安慰自己，也安慰阿青，说着：“可能是最近没睡好，闹脾气啦。阿青，外公……真是越来越像个小朋友了，哈哈。”
    那时我们谁也说不清他是怎么了。
    大家都只以为是脑梗带来的神志模糊，越发耐心地引导着他，试图帮他克服那些困难，一看见他难受，便都哄着，帮着。我们都相信，只要有阿青在身边，他肯定是都愿意配合的，也都对医生曾经说的“继续好转”抱有希望。
    是故，虽然情况时好时坏，但是在还没有彻底影响到生活的前提下，阿青和外公还是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
    一直到再过半年后。
    直到他们在过年前回到上海，大舅带着外公去复诊，医生满面凝重地把阿青和大舅叫进诊室。
    我们全家人，才在医生的宣告下，不得不去接受：原来外公不是“好像”越活越回去，而是真的变成了小孩子。
    一病未去，一病又起——在我心里，一直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的外公，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也称老年痴呆。
    医生言辞谨慎，唯恐触怒眼前这些看似朴素却家世斐然的大人物，到最后，也只是用一种通知的语气，很遗憾地告诉我们所有人：“他的记忆里会慢慢衰退，有可能会经常忘记在炒菜的时候放油放盐，找不到钱包，忘记锁门……再到后来，可能会忘记亲人，忘记朋友，生活上需要很多照顾，也会逐渐失去自理能力，情绪上没法自控。我们能做的只有减缓越来越严重的症状，至于根治——以目前的医疗技术，虽然已经有了特效药的推广，但是考虑到纪先生本身患有脑梗，现有的情况，实在不适合强效药物的干预，有可能反倒会导致病情的恶化。所以，我们在经过专家会诊讨论之后，还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只能还是寄希望于医院和家人方面配合，进行保守治疗。”
    “整个症状大概会持续几年？”阿青问，“……我的意思是，在他已经患有脑梗的前提下，这个病对他的寿命，有多大的影响？医生，可不可以明确的告诉我？”
    医生沉默片刻，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