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
    “所有人都看得见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污渍，他们都恨不得我快点消失，但又不愿意给我自愿消失的权力。”
    我很想写，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种说法淡化了她经历的孤立和漠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小心地询问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注意到她的状况，莉莉以陈述事实的口气告诉我：“我试过告诉自己我是爱他的。但最后，我实在做不到。如果没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冯霍恩在莱辛改造营内更广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与一些揣测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恋爱关系。莉莉坚称他们的关系连朋友都够不上。采访中，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给与阿廖沙的牵绊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恋人，甚至不是同类。莉莉说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时候甚至会怕他。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无疑的是，他们对彼此有特殊的意义，极度依赖对方。“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样。”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后，我试图追踪阿列克谢的生平，但很快走进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冯霍恩——一位前帝国外交官——收养，因此获得了这个姓氏。关于冯霍恩一家有许多传言，但无一能够确凿证实。帝国投降之日，冯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尽，所有私人和官方机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冯霍恩家的养子不止有阿列克谢一人，我在一所医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军后负伤，双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绝谈起在冯霍恩家时的任何事，对于阿列克谢，他只说“无可奉告”。
    而莉莉的叙述也在1月19日那里突兀地中断了。她开始模棱两可，不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斯坦需要服用很多止痛药来盖过腿部旧伤，有时候也会依靠名为“愉悦”的药剂提神。他服药过度并不让她惊讶。随后，她就跳到了斯坦死后。
    采访时我就认为她显然知道什么，但她还不够信任我。
    莉莉没有提及阿列克谢对斯坦的态度。她对于斯坦之死异常的沉默是否是对阿列克谢的保护？我询问她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告诉我她告诉我的一切，她是否想要正义的裁决。莉莉笑了：“我要正义有什么用？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些。也许在另一个营地有另一个我。说不定还来得及。”
    但莉莉可能也没料到更多人会以那样的方式知晓这一切、比她愿意对我透露得还要多。
    事件发生之后，莉莉由于情绪失控被送医。
    05
    莱辛丑闻曝光之后，莉莉短暂进入过公众视野一次。
    三天前，莉莉受检察官传唤，为重启的调查作证。检察院门前全都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体。下车到登上台阶进入大门内的这段路凶险、易于发生冲突和意外。她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改造营和检方人员的陪同下前行。检察院方面准备不足，场面非常混乱。
    有人搬出从莱辛毕业的前学员的说法，询问莉莉是否与斯坦有恋爱关系，他们的纠纷其实是男女纠葛引发的情杀，她是否真的在案件当日神志不清。甚至有记者质疑阿列克谢·冯霍恩自白的真实性，暗示他和莉莉只是以极端的方式博取公众注意力，意在美化少年军形象。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如果她真的有勇气证明改造系统的弊病，那么应该真的站出来，而不是那么蒙头捂脸地藏住身份。
    莉莉站住，突然将帽子一扔，然后去扯口罩。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怒气冲冲的眼睛。
    “那好，给你们看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什么要藏的！”那时的莉莉是平静的所有反义词，和与我谈话时判若两人。
    同行的人立刻用身体遮蔽住莉莉，但还是有记者抓拍到了口罩落下的瞬间。
    场面失控，莉莉被立刻送回车里。同行的改造营教员与拍照的记者爆发口角，险些升级为肢体冲突。最后，在现场的一位备受尊敬的资深同行走过去，将相机抢过递给那位教员：“我们还不至于不像样到这个地步。”
    那天的冲突成了记者圈子里人人见面都要议论几句的话题。
    莉莉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预见到了自己可能会面对的攻击，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在采访中，她有两副声音，一副声音用词直接到粗俗，另一副圆滑而老练。
    “大概会有人叫我叛徒，不论是帝国还是这个新秩序，我对哪边都没什么感情。我不觉得改造制度本身应该被废除。有人的确被它帮助甚至拯救了。我还有其他少年军成员从小理所当然接受的许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