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事面前公开化，
    如此一来，杨凡即使想再整自己，干部们也就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了。
    张伟国越想越觉这个主意妙，从此以后，一有机会就会或向高科长报告，说杨凡经常在资料室与建新学校的犯人喝茶聊天，甚至还公开在小房间开小煲（指犯人私自使用电饭煲炒菜、做饭等——作者注）；或向郝指导员揭发杨凡在中队犯人中拉帮结派，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令不少犯人人心惶惶，难以安心改造，等等。以致，高科长和郝指导员均分别找杨凡谈过话，提醒杨凡要多注意检点自己，多起表率作用。
    然而，张伟国这次却犯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不能知此知彼，尽管过去他曾用此法屡试屡灵，可这次他终于遇到了克星，他忽略了他想整倒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智商和江湖经验比自己高出好几倍的杨凡。
    实际上，尽管刚开始时，杨凡虽然对张伟国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毕竟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非整他不可的地步。可后来，杨凡已敏感地觉察到张伟国正日益对自己不利，所以，平日也就多了个心眼，可以说，从这时起，张伟国的一举一动已全然没有逃出杨凡的掌控。当高科长或郝指员找杨凡谈话时，杨凡早已心中有数。
    “高科长，谢谢您的提醒，不过，最近来我已越来越感到这个图书组组长实在难当。”在一次与高科长的谈话中，杨凡诚肯地说。
    “为何会这样呢？”高科长问。
    “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当看见有人明显违反监规纪律时，总会忍有住当面说他几句。”杨凡说。
    “这样好啊，你是图书组组长，如果亲眼看见有人违规违纪而不敢说，那才不好哩。我早就说过，你大胆管，我会全力支持你的。”高科长说。
    “您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岂有不知的道理？不过，您也知道，犯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说的多了或管得严了，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例如，不久前，张伟国曾多次未经批准就私自到下面中队去，每次都是随便找个犯人临时顶他的监督岗位置，以致学校的监督岗常常是如同虚设，我因为担心会出现监管安全问题，所以就不客气地说过他几次。”
    “你做得对啊！”
    “可如今他恨死我了，近些日子来，更是以公开或不公开的形式有意为难于我，为了应付他的捣乱，凡事总是加倍小心，反复检讨，唯恐他的介入，而让一件本来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有点防不慎防。可如此时间一长，我真的感到很是心累啊。”
    “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我也不想多说它，其实以您的阅历和睿智，只要稍一留心，很快就能发现的。”
    “这样吧，这个事你不用担心，我会亲自找他谈的。”
    “高科长，我倒觉得还是不找他谈的好，如果您一旦找他谈了，虽然他表面上不会说什么，但他心底里就会更加憎恨我了。”
    “我自然会注意谈话方式的。”
    杨凡心想，如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来个以退为进，于是说：“高科长，这个事其实我自己也想了蛮久的，太让你为难也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考虑再三，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比较可行。”
    “什么办法？”
    “就是我不再担任图书组组长，这样一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做好《建新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二是由于不再是图书组组长了，肩膀也就没了责任的压力，凡事可以开一个眼闭一个眼，甚至还可以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如此一来，自然也就不再会同他发生矛盾了。”
    “这个办法不行，其实，有关张伟国经常擅离监督岗岗位的事，在你没有来之前也是有人反映过了的，也有几次被我亲自逮着，科里面之所以一直没有下决心撤换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时找不到合适顶替人选；二是考虑到他毕竟是老犯人，每次找他谈话时，他都表示要改，并要求给他一个机会。现来看来，希望他改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明天我找你们的郝指导员商量一下，把张伟国调回中队去改造。至于，学校的监督岗，我准备从染整中队调一名犯人来充当。”
    “这样合适么？”杨凡显得有些不安地问。
    “你不用感到内疚，我刚才说了，早就有调走他的打算，建新学校有这么多犯人在这里改造，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有一名责任心强又能坐得住的犯人来担任监督岗，显然，张伟国并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学校监督岗换人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很快地，张伟国被调回到中队棉胎组去劳动改造了。棉胎组的组长李国刚，与杨凡比较要好，张伟国一到棉胎组开工，当天晚上，李国刚就主动找杨凡散步。
    “老杨，你知道么，张伟国现在已是我们棉胎组的人了。”
    “这我知道。”
    “今后如何用他？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老李呀，你真会说笑，他如今是你手下的兵，想要如何使用他，那是你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我怎么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