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哩。”说这话的是一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犯人，只听他接着说：“我叫邓卫星，是□□大放卫星那时候出生的，认识你很高兴。”
    就这样，杨凡一一与教员组的人相认了。
    不过，通过进一步交谈，杨凡才知道，原来教员组的犯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文凭，最低的也有大专学历。此外，杨凡还知道，其实在建新学校改造的犯人除教员组共十五名犯人外，还有一个图书编辑组，也有十名犯人，图书组犯人的日常改造任务是编辑出版《建新报》，以及为全监狱承担各项活动筹备任务，如全监犯人文艺汇演，帮教会，减刑大会，举行升旗仪式和书写并张挂各种狱内宣传标语等。
    听邓卫星说，教员组犯人之间相对地能做到和平相处，人整人的情况一般很少快发生，但是，教员组与图书组相比，又比较不受中队和教育科重视。对此，杨凡感到有些不解理，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具体一两句话也难以说得清楚，不过，时间一长，你慢慢就知道了。”邓卫星欲言又止。杨凡见他有所顾忌，也就没有继续深问了。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还不是由于我们教员组的人书呆子气重，不屑做吹牛拍马的功夫罢了。”还是杨智性情豪爽，说起来话不转弯，快人快语。于是，杨凡接过话说：
    “依我看，即使是坐牢仍能保留有书生本色，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很哩，既然身已为人，起码的人格还是要有的，否则，还配说是人吗？”
    “有道理，不就是几年刑期吗？宁可少减刑，也不能把自己人格给丢了，对吧？”吴忠插话道。
    “就是嘛，咱们老吴可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属稀有物种，跟大熊猫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咱们应重点保护才对啊！”杨智善意地笑道。
    “操，你尽拿我瞎开心。不同你们瞎扯，我拿碗吃饭去了。另外，杨凡，告诉你，我们这里吃饭时，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找人搭当伙吃，也可以一个人独吃，一切随自己意愿而定。这个小凳子给你，你要记住它背后的编号。这条巷经常有拿错凳子的，要是给丢了就不方便了。”吴忠说完，拿上凳子和碗独自出去了。
    晚饭与中午饭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下队以后，吃饭是在中队网球场上进行，而不必待在巷里吃，因为空间顿感大了不少。吃完晚饭后，按规定，还可以在中队大院范围内自由散步，或作些体育活动如打网球，玩单杆和双杆等。
    杨凡边独自散步边想：原来监狱确实比看守所要自由些，活动空间和空气质量也都改善多了，看来黄金宝并没有说谎。由于兴特别好，他沿着东西两个空旷场地不知不觉间走了好几圈。直到晚上集合点名铃声响起，杨凡才余兴未尽地走进监仓拿上凳子去参加他投牢以来第一次与下队犯人共同接受中队值班队长点名。
    点名地址就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巷子里进行。通过点名，杨凡知道，原来入监服务中队除了新收组外，还有其他好几个组，如修补组、集值组、棉胎组、教员组、图书组、印刷厂、机修组和家具厂等，总共有近六百名犯人。
    点名时，每个犯人小组都自觉地按事先安排的次序坐好，点名前，一般要由中队犯人积极改造委员会（简称积委会——下同）主任或副主任出面整理队形，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中队值班队长才开始点名。点完名后，各组犯人回到自己所在小组里，在犯人小组长组织领导下，进行学习。到了每周六晚，则主要进行改造总结，小组里的每一名犯人都必须在小组总结会上发言，重点是总结一周来个人及小组的改造情况，并作好记录，以供队长们随时抽查。
    今晚的学习，由于没有定具体内容，所以学习一开始，大伙粗粗地看了看《罪犯造行为规范》条文后，觉得很是无聊，就三三两两地小声闲聊起来。
    “搞不清监狱上面是怎么想的，明知道每晚学习早已成了只有外表而无内涵的空壳子，可仍然要求大家每晚干坐两个小时，啥用也没有，唉，真是形式主义害死人啊！”杨智不满地说。杨凡后来才知道，杨智也是一名□□，他是因参与组织企业工会才被判刑十一年的。
    “这有什么法子，要坐就坐呗，反正都是改造。”邓卫星说。
    “虽说晚上干坐可也没有其他事可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监狱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别看从监狱长到各科室科长再到各中队指导员直至队长给我们训话时，理直气壮，讲得挺冠冕堂皇的，可大伙心里谁都比我清楚，其话中到底有多少是真话？既然从上到下都在说假话、套话，那么我们晚上学习之风还有可能正么？现在普遍的情形是，正常的已不正常，而不正常的却已很正常了，这就是改造的逻辑。因此，我劝各位看开一点，想办法自己让自己的气顺畅起来。唉，活着就是福啊！还能不满足吗？”这是陈有祥的声音。
    陈有祥曾是广州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也曾有一份很理想的工作，但一直没有结婚。有一天晚上，他与朋友三人外出散步，遇到一名街边性工作者，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