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通过关系把信发出去了，可又有谁会来理我们的事呢？我看，即使是国内那些报刊杂志就不会有一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刊登我们的控告信，更不用说那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府衙门了。因此，一句话，告也是白告。相反，弄得不好，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哩。”
    “可我们继续这样，不是太窝囊了吗？”
    “窝囊也是没法子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们早已与外界一切隔绝，说是为了避免同案间互相串供，实质上，依我看，是为了更方便地关起门来打狗。以我们今天的处境，实际上什么都不是，他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想怎样整就怎样整，我们的力量已微弱到了极点，已到了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们忽略不计的程度。你也知道，如果有人想去欺负一头猪或一头狗，那他多少还得小心点，因为，弄得不好，他可能会被反咬一口。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放心地任意糟蹋我们，但我们却连轻轻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我们还有资格去要求自己应得的其他权利吗？”
    “老兄，这一点我也明白，只是这口闷气很难下吞啦。”
    “你老兄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这口闷气难吞也得吞啊。有些事你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比如，你知道我们现在拼死拼活所插的花，一打能值多少钱？”
    “不知道。”
    “告诉你吧，老兄，我们替看守所每插一打花，看守所从商人那里只能收到人民币两分钱，就是说，每人每天即使完成五十打，也只能为所里创造价值一元人民币。你算算，我们这些老烟民抽香烟即使是特美丝，一天一包也得花费四五元人民币。你说我们的劳动还有价值可言吗？”
    “照这样看来，这不是在有意识地折磨我们这些人吗？”
    “可以这么说，但又如何呢？如今，我总算参悟了不少道理。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苟且地活着，其实，现今在外面的那些所谓的自由人又何尝不是在苟且地活着。我想我们在里面的事，在外面的相当部分人不会不知道，只是不想去对人说罢了，更何况事不关已，完全可高高挂起。又何必自找烦恼呢？这就是人的弱点。就说那些重量级的所谓大人物吧，他们身在高位的时候，绝对不会觉得我们的法律制度有急需健全和完善的必要，反而可能认为法律越不健全和越不完善就越好，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相整谁就整谁，至于理由或借口那就太容易找了，随便安上一个就行，既可以古为今用，当然也可以自己独创，一切都是那么写意。可一旦轮到他自己被别人整得半死甚至死去的时候，他才会恨世道为何如此不公，甚至还可能想到一旦自己东山再起，要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然而，人往往容易得健忘症，一旦他真的东山再起之后，他可能早已把过去的伤痛忘记得一干二净，觉得还是独断专行的好。有关这一点，我们的邓大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你说是不是？”
    “照你看，这个世道已如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了？”
    “但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她恢复健康，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还有一事我不明白，照理说，看守所日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包括如管教人员的工资等都有国家财政负担，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今我们这些人天天没命地干，所赚的收入，难道也成了官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看守所将会如何支配这笔钱呢？”
    “依我看啦，作为财政收入上缴是不太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把这笔钱作为看守所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如市公安局六处等公务员的奖金发放，也就是说，其中大部分很可能是用以改善有关公务员的生活待遇。因为，据说目前看守所的管教人员的工资水平，平均每人每月不足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如果看守所没有一点额外的奖金发放，这里管教人员的生活状况，只能维持温饱水平，如果长期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恐怕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看守所继续干下去了，因此，用作发放奖金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小部分被用来改善看守所的监管设施和监管环境。
    但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看守所内部设施的维修改善费用，是完全可以向国家实报实销的，通常不虚报开支就很不错了，所以，看守所根本没有必要用在押人员的劳务费收入去支付。”
    “照老兄的分析，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在为管教人员提高生活质素而日夜操劳？”
    “就本质而言，这样说也没有错。”
    与李健的一席话，令杨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杨凡知道，李健的分析并非是胡乱瞎猜，而且，其可信性是很大的。问题是，为何明明是一件违法的事，可看守所却能明目张胆地放手大做，而且，数年来几乎天天在做，从未间断过。
    不仅如此，杨凡在前几天曾清楚地听黄金宝说过，全国几乎所有的看守所和监狱都是这样做的。由此说来，官家对此类事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能根本就是上下已达成了共识，认为人犯或犯人的劳动力不用也是浪费，不用白不用。至于是否违法，那也只是有关当局的一句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