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很对，为什么我们在跟共产党赛跑的过程中会处于下风，怎么不能象共产党那样同样发展壮大呢？”特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给杨贵先。
    他似乎觉得，在同样的条件下，人家共产党能够有那番成绩，作为海安城调查站来说，也应该有一番成绩才行，总不能因为人数不足而到处应付，而不能主动采取行动。
    杨贵先差点没气昏过去就不错了。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能跟共产党相比吗？跟共产党比什么呢？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信仰？是比业务素质，还是比思想境界？
    这真是无法比拟的两个群体。可是这个问题也让杨贵先一时半会没有话可以回答，一下子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壳。跟共产党地下组织相比，为何要跟他们相比，他们有可比拟性吗？
    可是，既然特派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同样也得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解答。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否深刻，但凭着在第一战线上的所见所闻，也比那些成天关在房子里埋头猜想出来的东西要贴近实际。
    “特派员这个问题的确是好，我也不知道我们的上级机关是否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再好不过了，那他们的答案肯定比我的精彩许多。”杨贵先首先这样说。
    现在他彻底没有顾虑了，既然说开了，那就不怕说得更多。既然是特派员要与其探讨一些问题，那他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而还是那样唯唯喏喏地说。
    ——按理说，共产党有信仰，海安城调查站的人也有信仰，只是信仰不同而已。总不能说共产党的信仰作用大，调查站的人信仰作用不大吧。
    在实际的接触之中，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作用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在于，他们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每次他们藏在人民群众之中，让调查站的人无从查起，更加弄不清楚，哪些是他们了，哪些是群众了。或许群众中就有他们，他们更在群众之中。
    一个小小的海安城调查局要想跟整个海安城的百姓群众去对抗，肯定是没有胜算的。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的主张人民群众能够接受，而我们的主义，人民群众是反对的？”特派员又反问杨贵先。
    他感觉到，杨贵先似乎也在赞扬共产党的主义，明里暗里在夸张他们的成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共产党的什么主义，我没有研究，虽然略知一些，那也便于开展工作。群众是看中共产党那一点，我未细究。在明显的强弱对比这么明显的情况下，为何共产党还有这么多的追逐者，这不是我研究与考虑的范畴。”
    杨贵先这时略为注意了一下，也不至于有什么明显的把柄，既然是探讨问题，那也可以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
    若是特派员要以这样的事情来上纲上线，就像是抓把柄一样，那他杨贵先也没有办法。除非他什么话都不说。可那样也不是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那不是以沉默代替对抗了吗？
    “你们与人民群众不可以打成一片吗？为什么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特派员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倒不是像是责备，好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探讨。
    其实杨贵先也明白，自己知道共产党的情况也是正常的事。常年跟共产党打交道，对共产党若不是很了解，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
    可是这种提问，却让杨贵先十分反感。总是离不开共产党这个话题，就像是杨贵先十分清楚共产党的一切似的。
    与人民群众是否打成一片，这可是杨贵先一直重视的问题。在他的站里，他一向跟大家提醒，绝不能做对不起海安城百姓的事，免得百姓将他们赶出海安城，让他们在海安城无立足之地。
    可是在对待共产党上，海安城的百姓就不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了。他们有自己的抉择，完全不听调查站的宣传与吩咐，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与行为。
    杨贵先怎么跟特派员说起这个问题，说海安城老百姓愚昧？顽固？被共产党洗了脑？这也是官方常常用到的几个词。
    老百姓也不是傻瓜，就那么容易被洗脑的。既然共产党能够给他们洗脑，为何他们海安城站的人又不能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杨贵先也坦诚地告诉特派员，他们也跟海安城的百姓打成一片，也为群众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在对待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过调查站的行动。
    海安城的百姓，也没有谁说过反对的话，甚至于直接去对抗调查站的行动，可就是没有人能够主动地向他们提供过共产党的任何消息。
    就那上次“弓长”来海安城后，共产党有行动，至少那几个外地人在海安城活动，有些群众应该是有所察觉，可就是没有一个群众向他们反映过这些人的可疑。
    虽说他们难以肯定是共产党，但是作为共产党嫌疑人反映给调查站，也不会造成那样的后果。这就是说，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与一致的目标。
    特派员此时放下了自己记录的笔，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放在背后，在那里慢慢走着。微微低着的头，双眼在不停地转来转去，很明显地看出，他在思考着什么。
    杨贵先又说了“弓长”出去使用“请君入瓮”那一招时，怎么都没有人响应，就像是共产党提前都知道的一样。而且还在香醉茗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顿，他们为了隐藏目的，也只有听之任之。
    那种尴尬，杨贵先现在想来都觉得是种污辱。
    特派员没有听到杨贵先说这一段，他在想着他自己的问题。可是最为关键的事情，也就是彩虹之事，他得要跟杨贵先好好讨论一下，看杨贵先还有什么话要说的。他总不能否定部下给其带过一个人来，后来又被他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