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最容易改变人生的地方，尤其在这样一个不够和谐的年代。

    先说说它的模样吧，唉，它哪里还有模样？它完全就是一个粪坑！为了等待车票和从来不按车票上的时间随时可能发出的列车，所有人都守在站台上，吃、喝、拉、住、哭、笑、争、吵、抢、骗、偷、打、走路、喊叫、流汗、生病、死亡，都在这个地方，为了不做顺民，老百姓逃得真诚而彻底，他们完全靠两条腿逃过日军的侵略，除了命什么都丢下了，沿车站数十里，随处都可以见到丢下的箱笼行李，渠县的民众开始还十分镇静，可大批的难民源源不断的到来终于使他们也开始恐慌，每天都有流言随着新到达的难民产生，很快车站就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渠贵线本身的下级职员家眷都逃不动，更别提难民们。

    每一列火车上，人都像网篮包裹似的挂在车厢和车头的四面八方。火车经过站即使停下来了，体力稍差点的妇孺便是打冲锋也涌不到火车上。再过得两个星期更是进入了军事状态，车辆都归了军队和机关。这时除了更多、更多、更多的金钱外，别无他路。沿路传遍了“敲竹杠”与“被敲竹杠”、“贪污”与“被贪污”的骂声。但谁也没有工夫去分析它。说的人不过是出出气，听的人甚至还学了乖去找“被贪污”！那时除了钱可以保命外，就是枪，因此两者也无所不用其极。人格道德连把泥土都不值！

    火车在过桥时，难民堆在桥上想爬车，但车上已爬得无法再爬。也不知是汉奸的捣鬼，还是军队的误会。枪声一响，司机和车上的人要逃命，而桥上的人也想逃命。两者相持，火车从人头上开过，鲜血染红了河水！有些从桥上跳河逃命的人也永远留在水中。但就是这带人血的车轮上，在它们的中间仍旧沿途增加着难民，车顶和车头上仍旧沿途在挤不胜挤中增加逃难的人们。只要能把身子爬上火车，其余的都不要了，只要“我”能爬上火车，孩子、妻子、丈夫、父母也可以不要的了。无论如何他们是从车站上了火车，不怕走出车站去再成问题，反正我已多走了一步！

    好容易等到火车开了，只要开出去二里路不再倒回来，就算是开了。然而这车经常是开出去又开回来，开回来又开出去。“为什么？”“不知道！”日子一久，满站上的人都是熟面孔。交了朋友的，作了生意的，恋爱了的，结婚了的都有；另一方面是：病了的，死了的，失踪的，做生意赔了本自杀的，赌输了投河的也有。头一两天死了人，人们还叹息，还愤怒，死者也还有把纸烧给他，有个棺材给他装，只是越到后来人们的心情与事实就越趋于麻木。

    随便在车站上拦住一个人，他都可以讲出许多叫你瞠目结舌的故事，约翰不仅听到，还天天看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老百姓一天清早杀猪。人们听到猪一吼叫就到处寻找，一下子就把杀猪者的家围起来了。猪头一落地就有两只手揪了两只猪耳朵。好吧！老板把猪头对半一劈，你抓的那半儿算你的，他抓的那半儿算他的。价钱没有争，只要有肉吃就行！猪肚子一破开，情势更严重了，几只手抓住猪肝，几只手抓住猪肚，几只手抓板油，肉上抓的手更多，因为它面积大。老板沿着每只手旁边，把东西一一割下来，谁抓的就卖给谁，回站的路上，提着肉的嘻嘻哈哈，没提到肉的叹运气不好。

    站长每天都在焦虑如何把这些瘟神送走，居然还没卸任逃亡。巴尔扎克没来这里搜集素材写《人间喜剧》真是个悲剧！约翰的胶卷用掉一半的时候，裴洛已经坐立不安，日本人在沿海登陆了吗？就在这短短的半个月之内？萧从云是东都战区司令，岂不是要枕戈待旦？虽说这些难民口中的登陆地点距离东都还是颇有点距离的，毕竟就属于东都战区，况且日本人一向准备充分了才会行动，东都未必不会气氛紧张，草木皆兵。她胡思乱想，甚至想到他会受伤，面目不清，血肉模糊的倒毙战场，顿时忧心忡忡起来。当初她劝说杜若梅时说萧从雨是萧从风的弟弟必定逢凶化吉，大获全胜的话此刻绝没法用来安慰自己，可见一个人一旦动了感情必定智商下降，而想象力却大增。

    约翰本想等到自己把胶卷用完再走，可是某天他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房东正在他的窗户外面卖票！这就是他到此地的时间越长围观他的人反而越多的缘故，这偏僻的小站原本极少有外国人出现，房东以为奇货可居，便拿他卖票做参观的生意，所以他洗脸、穿衣、吃饭皆有人细细的观看，还指指点点，他一直当自己是物以稀为贵的洋葱，如今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动物园里的猴子。他想愤怒，却又愤怒不起来，那么多人的死活尚且看得麻木，围观又算得什么？由此他知道中国人的人生观里有一种叫做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两者绝不相干。明天不重要，今天如何打发才是眼前的人生。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做炮灰！

    他们立刻收拾了东西，这就回重庆。临走的时候，肮脏的站台边又多了一样新事物，大名鼎鼎的难民收容所，走投无路或者走不动的“祸水”们被圈进几十个帐篷组成的临时居所，几个仍有力气的难民在机关人员的监督下边拿着砖瓦修筑自己的“牢房”边发牢骚——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