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这里，还能去哪呢？刘若玲偏头看他，羞涩笑道：“今年不能陪你在这说话了。幸好，有大黄陪你。”
    胡天志记起两人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初见，就是在天台，就是这样站在矮墙边，突然感慨时光飞快。
    他笑了笑：“这么多年，一个人过我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刘若玲默然看他，无法言语安慰，因为太重的悲伤，她根本不敢安慰。
    “明天要我送你，帮你抬行李吗？”胡天志扭头看她。
    “噢，不用麻烦了，我没多少东西可带的。”
    胡天志点点头，望着大黄不说话。他好似已经学会冷静自己，自以为的精神残疾使他内心矛盾自卑，不敢积极进取。他们的关系，稳定停留在朋友界限，他不敢轻易跨越。
    他想，不坦白的进取，是欺骗。坦白需要的勇气和理由又似乎还欠缺，坦白也可能是关系的终止，普通关系才是最平衡的安全。
    风扫过楼宇间的空巷，发出呜呜的声音。刘若玲搓搓冰凉的手，放到嘴边哈口热气，接着又搓了搓手，一面说：“好冷，我先下去了。”
    “晚安！”胡天志看着她说。
    刘若玲感觉到他的冷静浅淡，不禁心中失望，晚安也不回，只对她挤一个微笑，然后转身离开。
    胡天志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缓缓转身面向矮墙外，眺望城市夜空，星星点点的灯火，在传统大节前夕，作今年最后的闪耀。
    隔日上午，刘若玲乘坐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车内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或稚嫩、或沧桑，或喜悦，或淡然......车辆超载人数，没有座位的人立在中间通道，手扶椅背，脸上是归乡的热切。
    她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林和田野，想起母亲电话里的神秘，心头掠过的疑惑越重了，想到胡天志的浅淡，愈是愁上心头。
    到家时，已是傍晚。
    她母亲一见她就迫不及待把她拉到次间房里去，好似有大事要宣布的样子：“快来，我有事跟你说。”
    刘若玲被动跟在她母亲身后进了次间，在床沿坐下，好奇地看着她母亲：“是什么事？”
    她母亲暗压心中喜悦，像说国家秘密似的细声说：“村里卖猪肉的，陈家，你知道吧？他家给他大儿子来说亲了。”
    刘若玲止不住心里惊讶，未细想就本能反抗这样的安排，她朝刘母嘟囔着：“我不着急！我不嫁！”
    她母亲急了，声音不自觉就提高了：“都二十四岁了，还不着急？村里像你这么大的，人家都当妈了，有的孩子都好几个了！”
    刘若玲百般不愿，但她无法三言两语让母亲改变想法，有人上门说亲，这于她母亲来说，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
    她低眉顺眼无力地回嘴：“我跟她们不一样。”
    她母亲瞪大眼睛看她，心想从前一直驯良的女儿，怎么去了大城市就变了样？她哼地一声冷笑：“你有什么不一样？”
    刘若玲张了张嘴，当真说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只好默不作声。
    她心酸地发现，一回家自己的本性就回到从前，在父母面前总是软弱无用，不敢反驳。她又垂下了眼，用最后一丝倔强哀怨地说：“可我不愿意，那卖猪肉的，我......我没办法。”
    她母亲态度强硬，道理也强硬，她硬气地说：“这卖猪肉是正当生意，人家赚的钱可多了，家里条件好着哪！再看看你们这些在外边的，一年到头也存不下钱来。你说，你那时在厂里做得好好的，不跟家里商量就辞工跑那么远去，现在钱没挣着，回家一趟车费又那么贵，图什么？”
    刘若玲哑口无言，不愿与母亲继续争辩下去，内心不禁懊悔这次的回来。彷徨间，想到早已预备好的钱，她快快从皮包里掏出钞票，一把塞到她母亲手里。
    她母亲愣了一愣之后，脸上的恼气渐渐消散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笑逐颜开，脸上的笑满是市侩。她沉默着再站一会，转身去主间数钱。
    刘若玲自幼生长在这个村里，她从小感知封建迷信的大人们愚昧和□□，每个人似乎很讲究礼节，却又爱对别人的隐私说三道四。
    婚嫁妇女的人生更是充满被动，连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的权利都没有，全凭公婆和丈夫的喜好决定。
    贫穷的家庭常寄希望于下一代，认为人多就是力量，所以爱多生孩子，而养育许多孩子的重担，又使贫穷的人更加贫穷。
    计划生育的独生政策，对于不想沦为生育机器的女性来说本应该算是件好事，但事实上却不能算是好事，因为村民根本不会因为计划生育就真的只生一个孩子，而妇女怀孕后却有被迫堕胎的风险。
    她颓唐地往床上一倒，眼神空茫地盯着蚊帐，透过薄薄的蚊帐看那房顶的瓦片，层层叠叠的，仿佛在展示历史留下来的遗迹，但她也并不是在看那瓦片，她看的是房顶上空，那不着边际自由广阔的天空：青蓝的高空，软白的云，鸟儿自由飞过，下边是海和沙滩，阳光斑斓照在海面，海浪扑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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