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颔了颔首，沈家虽是苏州第一家，但做的都是茶叶、绫罗绸缎、上等的瓷器买卖，这些买卖多半都是大主顾，苏州的有钱人去的，寻常百姓既不回去看，也不会去买，合并的小商虽又不少是做这行当的买卖，可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难以与沈家相比，那些有钱人并不买账，所以经过几日的商讨，沈老爷子决定去南京看一看，一来，南京自大明开国，便是天下第一城，汇集四方商贾，小买卖也好做些，再者南京虽不远，但做买卖终究不如苏州方便，沈老爷子也想借这次的机会，把南京的商业带回苏州城，所以早在几日前就派人去南京准备了，那边返回的消息是今日一早去南京相商，沈老爷子也没在意，今日一早给家人交代了一番后，便带着几个仆人，以及几个跟着去看看的小商便从府邸出发了，谁知刚出了们，便冲进来一帮身穿官府服饰的侍卫，拦住他们把他们给抓走了。

    杨峥看了看天，门外阳光普照，看得出今日是个不错的天气，深秋的苏州城还有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见，但杨峥并没有多看，他在思索，从沈家在苏州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他在苏州的目的并不纯良，粮食危机他操纵粮价，商业税他煽动小商小贩闹事，此时被抓难免让他不相信这又一次是个大坑，所以显得有些犹豫。

    那衙役见他在沉吟，也不敢说话，站在一旁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杨峥沉吟了许久，才缓缓问道：“抓沈老爷子的人是什么，沈家可知道？”

    那衙役道：“沈公子那些人不是苏州衙门的人，看服饰听口音，好像是南京方面的人？”

    “南京？”杨峥眼角的肌肉颤抖了几下。

    从他来苏州第一日，南京的影子一直都在，对于南京他一点都不曾放松，锦衣卫一大半的功夫，都在关注南京方面的动静，如此看来，这里面的坑可能性更大，让他生出不理会的念头。

    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事儿可不是单单不理会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家处心积虑，摆明了是冲着自己来的，沈老爷子的身后固然有南京的银子，就是沈老爷子本人也有给南京办事的倾向，但依眼前的局势看，沈老爷子刚刚做了红顶商，若说是彻底为南京办事，必会联络手中所有的小商，在苏州折腾，断然不会将战火放在了南京去，而且从沈老爷子的态度看，他显然是想将昔日的买卖放回苏州，这个举动看似不起眼，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老人，若不是把苏州当做家，是断然不会收回各地的买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沈老爷子有落叶苏州的念头，那么他就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名头的事情，要知道在苏州光靠实力未必能当好一个红顶商，还靠人望，这一次公选足以说明了这一切，因此他可以断定，这一次沈老爷子带领小商去南京发展壮大苏州商业一大半是真的，其次，南京的人来这里抓人，这也可以说明，对方并不想沈老爷子去往南京，这其中也许是双方早已有了矛盾，才让南京方面做出了如此过激的举动，他奇怪的是南京哪位尊佛，为何如此光明正大的抓了沈老爷子，罪名是什么，此番用意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再一次让他陷入了沉思。

    门外，早上的朝阳透过云层，将自己最灿烂，最夺目的光彩全照射了出来，似是在向世人展示其最动人，最耀眼的美丽，那如露珠般动人，却又实实在在的光芒，就如同一朵刚刚升起的鲜花，刹那间光彩夺目，动人无比，柔和的阳光落在了杨峥的脸上，淡淡的光晕中，那张脸慢慢地变得刚毅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得长叹了声，道：“沈家可知道这抓到了哪儿去了？”

    那衙役道：“在苏州镇守太监刘宁的府上？”

    杨峥一愣，自言自语的道：“怎么在他的府邸？”

    明朝开国者朱元璋虽在开国之初，便定下了许多规矩，其中有不可更改的，如依朱元璋所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纵观明朝始末，这个规矩并没有破，但其他许多规矩却破了不少，其中以太监破坏的最严重。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承皇位，这位羸弱的皇帝，根本压制不住自己的各位叔叔，因处理不当，终造成了靖难之役，丢了皇帝的宝座。

    朱棣从侄儿手中抢过皇位，皇位算是来路不正，在那个道统为尊的时代，这是致命的，所以在登基之初，许多官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潜往各地进行各种方式的对抗，建文帝也下落不明。这些隐患让朱棣寝食难安，为此他不惜一次又一次竖起了手中的屠刀，先后制造了灭十族、瓜州蔓、前后杀掉旧臣及其亲朋、宫女不下六千人，可屠刀竖得再多，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加上朱棣杀的各地有功将领不少，使得朝廷出现无将领可用的局面，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的迅速复苏，整个北部边防显得过於空虚。淇国公丘福奉命征讨蒙古，结果全军覆没，随成祖起兵的重要将领几乎阵亡过半，再这样的局面下，朱棣便设置了镇守中官制，这个目的是派遣军事将领往各地镇守，以求稳定内地，防御外患。

    期初，派遣的多是建文帝的旧臣，许多还是文人，建文四年九、十月间，最先派出的几位镇守总兵为例，何福曾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於淮北；顾成从耿炳文御燕师，战於真定；韩观也奉命练兵德州，抗御燕师；虽然归降后受到优礼，分别镇守宁夏、贵州、广西，但毕竟往事耿耿，朱棣对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放心。但这种不放心并非一般的君主对将领的猜忌，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心态。中官随何福等出镇，说是因为“争功不已”，实是掩人耳目，他们负有监视总兵的特殊使命。即使象宋琥，既是靖难勋臣，又是成祖女婿，也仍遣中官察其行为，中官说到底就是一种变相的监视，但文官武将多有自己的准则，而且许多都是建文帝旧臣，并没有达到朱棣的目的，且用起来并不顺手，所以在朱棣后期，中官制从文臣渐渐演变为了太监。

    期初，碍于朱元璋定下的太监不可干政的铁律，朱棣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派遣的太监也多是临时性差遣，且往往负有特殊使命，事毕即还。如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役卒二万七千余人出海、遣山寿等领骑出云州；又如永乐六年正月遣王安往别失八里探寻本雅失里的去向，永乐八年十二月命马靖巡视甘肃等即是。随着一些“出镇”中官如王彦、王安等的久驻一地，但凡事开了头，在想制止就不容易了，况且这些太监比起文官武将没底线，往往为了取悦皇帝，探查的消息作用更大，渐渐让皇帝对他们越发信任，随着永乐后期，江山的巩固，皇权得以升华，中官的出镇也由临时性差遣逐渐演变为正式任命，即在各地正式设置“镇守中官”（或称“镇守内臣”）。郑和由领兵使番到守备南京，王安由往别失八里到镇守甘肃，嫣然是一方诸侯了。

    宣宗登基之初，这项制度非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继续发扬壮大，洪熙元年七月，刚刚登基不足一月的宣宗，便命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论之曰：“朕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有未安。尔内臣，朝夕侍左右者，当副委托，务令军民安生乐业。凡所行事，必与总兵官黔国公及三司计议施行，仍具奏闻。遇有警备，则相机调遣，毋擅权自用及肆贪虐。盖尔辈出外，鲜有不恃宠骄傲者。若稍违朕者，治以重法，必不尔贷。”自此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置镇守中官，凡有镇守总兵官处，均设镇守太监（或少监），有分守参将处，设分守少监（或监丞），有武职守备处，亦设中官守备，一般是监丞、奉御、内使等，形成了镇守武臣和镇守中官两套完整的系统。各城堡关隘，又多设监枪内官，专护火器，武职军官对此不得染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宣德至景泰的三十年里，诸边设镇守中官的就有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延绥、苏州、辽东、万全、独石、怀来、密云、永宁、蔚州及紫荆关、雁门关、居庸关等三十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