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

    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因此这个官儿不大，但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较容易升迁为高官，但前提是有政绩，在翰林院什么是政绩，编修史书无疑是最大的功绩了，所以每年的科举后，朝廷总会让那些有才学学子，进入翰林院，编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书、会典、史稿、好获得升迁的资历。

    王直永乐二年进士。授修撰。历事明仁宗、宣宗二朝，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这个位置待了有些年月，早就想挪挪位置，因此这次的编修《元史》格外的用心，他先让曾鹤龄等人将元朝各类典籍从国库中寻出，其中包括《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除此之外，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如此耗费了一番功夫后，才着手编修工作，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

    到元朝问鼎中原后，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当年朱元璋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但当年编修任务极重，宋濂虽说是饱学之士，但存在不少错误，这还包含不少史料的真假，为此，他们花费了数月功夫，去伪存真，算是得出满意的结论。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这些都是他编修《元史》的材料来源，与原先的史书相比，这次他尽量做得史料丰富，查漏补缺，凭着这个要求，整本《元史》竟花费了原本两倍的时间。

    不过慢工出细活这话儿一点都不错，明初编修的《元史》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对于这类问题，王直并没有盲目的采用，而是听从了杨峥的建议，对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阅资料，然后结合史书前后，细细推演，再者进行考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好的完善。

    当然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最让编修人头疼的莫过于，朱元璋在让人修《元史》时，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

    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让他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杨峥从中给了提醒，元朝当年的版图极大，大明永乐后，下西洋的壮举中，也带回了不少元朝的史料，虽说多为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但作为参考，查错补漏大有好处，其中的《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

    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这本书，其史料除采自正史外，还旁搜《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元典章》、《元文类》和元人文集。特别是第一次利用外国史料对《元史》西北舆地作了补充，其史学价值及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即由此奠定。此外，该书对旧史中护短或相互歧异之处作了大量的补正。对《元史》的错讹、疏漏多有补正，因此这本书，比起明初要厚实的多。

    整本书仍旧采用了正史纪传体例，有本纪十八卷；列传一百二十九卷；表二十卷；志一卷，共一百六十卷。但全书未及修完，实存一百四十六卷。本书内容起讫，不囿于元代，从蒙古族祖先兴起到北元政权衰亡及漠北三大汗国的世系均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突破了元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一部以蒙古族的活动历程为纲的史记。本书除引正史外，还采录《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拉施德丁著的《史集》、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中外文史料，补充了《元史》以外的许多史实。

    并对《元史》纪传中散见的史实进行收搜、考证、充实，自撰自注，纠正了《元史》中不少错误。特别是有关蒙古族的起源、兴起，各部情况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宗室世系、舆地等方面对前史的补正尤多。如《世纪》、《王罕、札木合传》、《乃蛮塔阳罕列传》、《成吉思诸弟列传》等较详细地记述了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等先元四朝史事；《宗室世系表》、《帖木儿传》记录了妥欢帖木尔汗败北、元亡之后，北元政权的衰亡和中亚地区铁木尔帝国的兴衰；《西域传》、《者勒蔑、忽必来、者别、速别额台列传》、《拙赤传》、《巴秃传》、《昔班传》等传中对蒙古兴起后的三次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过程及其后王事迹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由于作者对东北、蒙古地区有过实地考察，故对蒙古族发源地、西北、东道诸王分地的地理和中西交通“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传中。大足补洪(钧)、魏(源)二家之阙误”(本书《凡例》)。还有些历史事迹，为他书所未载者，如《顺帝纪》所载北京地震，即为《元史》、《新元史》等书所未见。各卷末均有史论，其中不乏精譬、新颖之见，比如分析忽必烈的功过得失，赞扬他“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又批评他“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皋而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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