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一出动，其他的文武官员也开始上奏，大家态度鲜明，那就是不同意皇帝废除皇后，这个说皇帝是天子，如同百姓之父。那么皇后就为民之母，要行母之道，恩慈待人，不可轻废？“

    另一个则说：“君无戏言，君仁臣忠。作为一个皇帝，必须要言而有信，这是为君之道。

    废立皇后都是国家的大事，不是儿戏。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如犯罪，无德等，不可以随便废黜。

    前有列祖列宗，后有千秋史册。不仁不义，天理不容，人心难服啊，更有甚者，干脆拿出朱棣当年选胡氏的事来说，当年朱棣为皇太孙朱瞻基主婚，却选胡善祥为妃，孙氏只能居侧室为嫔，此事永乐一朝老臣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此时也被这些群臣用来反对废除皇后的借口……”一时整个紫禁城好不热闹。

    起初朱瞻基还能安抚几句，一些年纪大的言官倒是好说，纷纷停止了劝说，那些年轻气盛的，也不知是那根筋搭错了，见皇帝不收回废除皇后的皇命，竟不请自来，纷纷跪倒了午门外，呼天抢地的大喊，事情到了这儿，就闹大了。

    朱瞻基没想到自己刚刚登基就发生这样的事，而这些言官实在可恨，竟在午门前哭喊，这让他好生气恼，可对这些言官又发作不得，只好让太监收了他们的奏章，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候便是。

    谁知这些言官吃了雄心豹子胆，非要皇帝来午门前，当着他们的面儿，亲口做出承诺。

    一听这个要求，朱瞻基自是勃然大怒，他本就有心废后，如今不过是看群臣闹得沸沸扬扬，才收敛了几分，但收敛并不代表怕了，只是一直委婉的手段而已，想不到这些家伙如此不知趣，竟要求皇帝亲口承诺，他是皇帝，金口玉言，岂能轻易承诺，自是不答应。

    得知皇帝不答应，那些大臣更是离谱，奏折一本一本的往上送，午门外跪着的人越来越多，还有许多文武大臣。

    这下朱瞻基更怒了，但他怒归怒，还没失去理智，知道这些言官可不能轻易的打杀，弄不好自己想要的结果达不到，还弄得一个号昏君的声名，所以他只是让太监去收了他们的奏折，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

    本以为这下这些言官该走了吧，但他显然是低估了这些言官的毅力，他们奏章是送上了，但人却是没走。

    不得已朱瞻基再一次下了圣旨，让太监王振去传旨，说：“让他们先回去，此事他会与内阁好好商议的？“

    谁是王振回来说，那些言官不答应，非要皇帝亲自去对着百官言明此事，否则便在午门外长跪不起！“

    常言道，佛也有火，更何况是人，朱瞻基虽说好说话，但也不是没脾气的人，如此低声下气了几次，群臣竟一点面子都不给，当时就火冒三丈，要把那些大臣给轰出去，总算是在王振、陈芜二人的劝说下，压住了火气，可那些群臣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费尽心思写的奏折，皇帝看也懒得看一样，还发下话儿，他们习惯跪就让他们跪个够好了！“

    皇帝发了话儿，自然没人敢劝说，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朱瞻基处理了政务，一看天色，差不多黄昏了，想来那些文官武将也该回去了，他便让王振去看看，还剩下多少人？“

    谁知结果让他更是恼火，人数一个没走不说，还多了十几人，黑压压的跪在那里，叫嚷着让皇帝给个话儿。

    朱瞻基一听还跪着，脑袋登时有些大，一时也没了主意，又不想找杨士奇等人商议，想来想去竟想到了杨峥，一早也不顾午门外的嚎啕，干脆带着王振几个侍卫溜出宫来，来个眼不见为净。

    杨峥默默听完朱瞻基的苦水，忽然在这一刻，他想起明朝后期的两次争斗，第一次是嘉庆年间的大礼仪之争，做了荒唐皇帝十余载的正德皇帝走到了生命尽头。然而三十一岁的他并无子嗣，经过首辅杨廷和的挑选和皇帝批准，由其堂弟远在湖北安6州的藩王朱厚璁（火字旁）即位，就派大臣去迎接他。在嘉靖从湖北进北京时，就与朝臣们就欢迎仪式的规格发生了争执。在封建社会，皇帝家族的传承脉络必须特别清晰，嘉靖皇帝既然做了皇帝，就得要求他和前面的皇帝具有直系亲人关系，于是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群臣认为朱厚熜应该首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因此他们便要在北京城外搞一个“皇子过继和太子受封”的仪式，然后让朱厚熜以太子身份走东安门入宫。但朱厚熜认为诏书上写的是让自己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而且朱厚璁为人特别孝顺且认死理，本来他亲生老爹已经死了，自己过继给叔叔也没啥，不过他认为自己就是兴献王的儿子，不是弘治皇帝的儿子，怎么也不肯变通。在朱厚熜的坚决反对下，张太后和大臣们让步了：先继位再说。于是，朱厚熜从大明门入宫，随即登基做了皇帝。

    但嘉靖年纪虽小，可为人却是极为聪明，登基为帝后，那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在三天后，？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璁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二十三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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