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星光早早挂上树梢，老太太挽着我的手，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她家在思南路，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我时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门口堆满杂物，底楼的厨房间，飘着炒菜的油烟味。老太太抱怨道，乌烟瘴气！踏上幽暗的楼道，二层住着许多户人家。直到顶楼，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
    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窗下是花园和树荫。三面墙上都是书柜，从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房间弥漫温暖的腐烂味，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长久没有晒过太阳，扑面而来，难以逃脱。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你家里人呢？
    没有。
    一个人住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方米，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
    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让他们上来照应？我想这种老房子，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她说话直接而刻薄，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
    我要告辞时，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快，我看你会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常站在书店里半天，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只有最最厚的那种，才会掏钱买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几遍。
    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拿了本卡夫卡的《诉讼》。
    春夜，我像出笼的小鸟，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
    又是个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老太太出现，照旧买了张明信片。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她问我看懂了吗。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约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这么说来，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
    没有啊。
    你在说谎。老太太拉下一张脸，别转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我喊了一声，你说的没错。
    她回头，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我问她心脏没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听老太太这样说话，我憋着没笑出来。去我那里坐坐？她问。
    但我摇头。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欢那几排书架，没说错吧？
    嗯……无法反驳。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回到顶楼的房间。
    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我一本本拿出来，翻开几页又塞回去，直到《老人与海》——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等我回头，桌上摆了几盘冷菜，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要请我吃晚饭吗？我往外走，又说还不饿呢。
    你这孩子又说谎了！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
    好吧，肚肠是最诚实的，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当我坐在餐桌前，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你不回家吃饭的话，妈妈要担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打完电话，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抢先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好吧，可以原谅你，并且记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妈妈，别说你来过这里。
    那么神秘？
    别问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总是呆呆地说，蛮好，蛮好。
    狗屁！难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做饭是我的弱项。好吃就是好吃，当你感觉味同嚼蜡，就说出来，哪怕摔碗也没关系。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
    告别之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我天生脸皮薄，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有一盏昏黄的灯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悬挂在屋顶，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卡佳”的老妇人。她的脾气古怪，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她最讨厌撒谎，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也不与邻居来往，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问她，到底有没有家人。好像那是个雷区，一张嘴就会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龄。我偷看过她的信箱，但没订阅报纸，也无任何来信——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无回。
    卡佳（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问过我许多问题，比如爸爸的职业。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缘由。
    轮到我问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不响。
    作家？老师？教授？
    她无声地摇头，否决所有可能，最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
    开玩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
    卡佳常问我读过什么小说——金庸的几乎全部，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没读完，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从前家里有本《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我读过十多遍。但我最喜欢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于连，但又不像他那么聪明和世故，更没有他的好运气，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
    她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不到一年时光，我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叶芝的诗……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什么都是俄罗斯的？
    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我还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那年秋天，我费了几番周折，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老太太家里没有vcd，她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
    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窗外枝丫萧瑟。我为她拉上窗帘，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前看这片子，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不比美国差，比日本先进多了，至少房子宽敞，还有私家车。那是个文明的世界，到处是博士和院士，开口闭口您啊您啊，男女关系也更开放……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他的生日与我相同。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
    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说，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卡婕琳娜，昵称卡佳。
    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所以，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电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静地缩在沙发里，整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亚历克桑德拉……亚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吗？对，你不会知道的，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就像他本人那样。
    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卡佳？
    小东西，你说什么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别侮辱一个天才！听我说，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当你还年轻，如果有幸发现，千万不要让它溜走。
    当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而是蹙着眉头说，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记住了吧，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1958年，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出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