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灯，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想去睡又有点不舍得，眨了两下眼，悄悄走回床边，在儿子的小脸蛋上轻轻地亲了一下，黄振宗“唔”了一声，小爪子甩了一下，嘴唇叭唧叭唧地响，似乎在嚼着什么好吃的东西。黄芸芸这下满意了，象个白痴一样咧开嘴，在漆黑的夜里无声地笑。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孙玉梅身上只披了件睡衣，但神情落落大方，就象在主持春节文艺晚会，“这是我男朋友，刘坚；这是我大学同学，”她若有若无地看了陈启明一眼，“启……陈启明。”

    刘坚大概有一米八高，身上随随便便地围了条浴巾，肌肉鼓鼓，胸毛飞飞，看上去象嫪毐一样威猛。陈启明自惭形秽，又惭愧又尴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先看看刘坚，刘坚一脸坚硬的笑，再看看孙玉梅，孙玉梅俏脸潮红，象心虚又象是幸福。陈启明象掉进醋缸一样，心里心外酸浪翻涌，坐了足有两分钟，才想起来要说点什么，强笑着问孙玉梅：“我打扰你们了吧？”孙玉梅也笑，说不打扰不打扰，你和刘坚先聊着，我去泡茶。

    不用了，陈启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嗓子眼堵了一口苦巴巴的痰，又干又涩，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他看着孙玉梅，鼻子一酸，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孙玉梅好象也有点难过，勾着头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了半天，听见他轻轻地说：“我走了，玉梅……再见。”

    那天陈启明一夜未归。黄芸芸等到天亮，心里微微有点不安，想给他打电话，拨了几个号又停下来。呆呆地坐了半天，最后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看见四壁雪白，窗明几净，床头放着一个粉红色的礼品盒，正在黎明的阳光下静静地闪着光。那是一块一万多元的雷达表，黄芸芸撕开包装，拿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想起自己在商场里挑来选去的样子，还有售货员厌恶的表情，咧开嘴轻轻地笑了一下。

    那是陈启明28岁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孙玉梅接到一个电话，喂了半天都没有回应，正要收线，听见里面没头没脑地说：“如果我去离婚，你会不会……。”

    孙玉梅一言不发，坚决地挂了机，然后一脸微笑地对刘坚说：“你晚上早点回来，我等你吃饭。”

    那时黄芸芸正在逛超市，挑了三把牙刷、两条毛巾，还有一大瓶洗洁精。黄振宗在她身边跑来跑去，楼口的自动扶梯很好玩，人站着不动就能上楼下楼，他咯咯笑着往那里跑，黄芸芸正在犹豫买哪个牌子的洗发水，一回头发现儿子不见了，她抬头四处张望，黄振宗就要踏上扶梯了，黄芸芸大喊一声，抛下购物篮，象疯了一样直冲过来。

    超市里很热闹，人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静静地看着那个奔跑的女人。

    1998年4月24日。深圳富迪超市。如果你去过那里，你一定会看见那个受伤的孩子，还有他丑陋的母亲，她紧紧地抱着他，坐在地上大声地哭。

    （二十一）

    如果不是大四食堂里的那件事，肖然肯定不会来深圳，他可能回老家，也可能去鞍山，找一份安定的工作，有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房子，会为了看球赛跟老婆吵架，也会因为孩子早恋而失眠，涨工资高兴，如果不幸下岗，他可能要躲起来偷偷地哭一场。也许某一天他会放纵一下，在出差时，在路边的美容院里，跟某个陌生的、或丑或美的女人。放纵完了心中内疚，回家后对老婆加倍温柔。那样他肯定成不了亿万富翁，但也不会只活到32岁，死的时候四顾空空，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韩灵说：他今年33岁，再过十一天，他就要过生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韩灵。听说我要写肖然的生平，她似乎有很多话，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犹豫了半天，忽然冒出这句话来，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他家在农村，我家里也不富裕，所以上学时我们俩一直都很穷。三毛钱买六两米饭，我吃二两，他吃四两；八毛钱买两份菜，几乎从来见不到肉，偶尔有一两块，他总是把瘦的给我，肥的自己留下。二食堂东北角有个情人专区，我们总是坐在那里，拿免费的菜汤当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有一天肖然跟我开玩笑，说有你在身边，喝菜汤都能把我喝醉。”

    在1991年的照片上，韩灵清秀、朴素、瘦削，笑起来有点腼腆，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红晕。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经常收到情书，每周末都会有人约她，去看电影吗？去跳舞吗？韩灵一概摇头，牵着肖然的手，在月光清远的夜里袅袅远行，在身后留下一片叹息。

    “那时他快毕业了，因为那年游行的事，学校对他有个鉴定，工作不太好找。我心里希望他能去鞍山或者沈阳，肖然自己想回合肥，不过最终都没定下来，但我对他说过，不管去哪里，我都会跟着他。”

    “那天的事是个误会，他去参加就业见面会，回来得晚了点儿，我没等他吃饭，买了一个馒头，一份白菜粉丝，坐在我们的老位置，刚吃几口，我们班的李向东走过来，开玩笑说你男朋友不在啊，我来当一下替补。”

    2003年7月16日，李向东专程赶到深圳，韩灵请他吃饭，席间他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