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感慨人世悲凉，说至死都没人挽留她，“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刘元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城市，钱比老婆重要，一张暂住证胜过所有的朋友。”

    刘元在鹤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资一涨再涨，到98年7月份，月收入已经超过了12000元，虽然没法跟欧美公司的高级职员比，但勉强也可以冒充打工贵族了。那时的刘元一副白领派头，上武装到牙齿，下武装到内裤，一身都是梦特娇，一双鞋值一千多，连袜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门办事，腋下总夹着一个黑乎乎的皮包，看起来粗不愣登的，却是正儿八经的Polo，在西武百货打完折都要4000多。

    同来深圳的三个人里，肖然成了千万富翁，住别墅开奔驰；陈启明帐户上也有几百万，住豪宅开本田，只有他还是个穷光蛋。刘元一想起这些来就忍不住郁闷，眼中冒火，心里生烟，想肖然懂个屁的管理，陈启明懂个屁的投资，但他们说发财就发了财，自己枉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苦巴巴地捱日子，真是气死个人。人不能总是昂着头，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实也不算太差，他有个部下叫王志刚，北京大学的硕士，比他早来公司一年，干了这么久，工资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师弟张涛就更惨，在深圳混了半年，破产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后跟刘元乞讨了400元，灰溜溜地回了家。过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死也不走，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岔五来找刘元融资。刘元施舍了两次，一次300，一次200，虽然明知道这钱是打狗的肉包子，却也不好意思拒绝。谁知张涛借钱上瘾，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用刘元的话说就是“逼着我不讲义气”，只好老着脸皮拒绝。张涛大和尚化缘不成，凄凄惨惨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呜咽不止，刘元看在眼里，酸在心头，不过想想也是没办法，谁又能照顾谁一辈子呢？

    刘元的房子还没装修，也没什么家具，空荡荡的。公司名义上把这房子赏给了他，但产权证却一直扣着，说是要再服务三年。日本鬼子的公司注重亲和力，讲究终身雇佣，不过花招也不少，有那套房子钓着，他即使想走也走不了。98年的刘某人在深广管理界颇为有名，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管理沙龙，有时候还当演讲嘉宾，一谈起他的“责任——程序——标准”的管理模型，台下总是一片赞叹。几家猎头公司都找过他，说你跳槽吧，保证工资比现在高得多。刘元听了只有苦笑，感觉象条咬了钩的鱼，想挣又挣不脱，房子，唉，房子，在城市里生活，还有什么是比它更大的鱼饵？刘元已经厌倦了搬来搬去的生活，找房子、看房子，向中介陪笑，对保安作揖，然后搬着那堆破破烂烂的家俱走上大街，谁看你都跟看叫花子一样，想想都要脸红。

    跟赵捷约会了两次，也上过床了，但刘元一直没找到恋爱的感觉。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温柔的、泼辣的、冷淡的、热情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如今连太平洋都蹚过了，还能找着真正的水么？所以赵捷一说起那些爱不爱的，他就浑身难受，怎么听怎么象撒谎。赵捷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除了腰长腿短，没什么明显的瑕疵，她一天跟刘元通一次电话，每周末跑过来睡两晚，刘元笑着陪她逛街，笑着陪她吃饭，笑着do他想do，do完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搂着她光滑的身体，想起当年的韩灵，想起那个叫程露的妓女，想起他床上躺过的那些同样光滑的身体，他有时会这样问自己：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作爱情吗？

    按刘元的收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上千元，但实际纳税不过几十块钱，公司的工资制度非常精明：只有基本工资纳税，而这基本工资只占10％，其他的都是补贴：职务津贴、住房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日本鬼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员工权益，其实不过是避税的借口。身为公司的高级主管，刘元并不象看起来那样威风，实际上一直是被怀疑、被排斥的一族，每天只处理些鸡毛蒜皮的事，完全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那些该死的皇军，跟他去嫖妓时点头哈腰的，一谈到晋升，谁都没拿他当盘菜，即使象狗一样忠心都没用，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可见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刘元也清楚：就算在公司做到死，也绝没有可能再升官，日本鬼子压根就信不过你，能当个职能部门的总经理，已经是顶了天了。

    那是1998年9月份，刘元发了他在鹤堂公司的第一顿脾气。南山分厂新招了一名叫刘晓梅的会计，刚上班十几天就被炒掉了，本来按公司规定，炒人是刘元的事，要出报告、发通知，还要进行离职谈话，一定要让员工滚得心服口服。但这次炒人，刘元却一直蒙在牛皮鼓里，直到半个月后才知道。为这事他把南山分厂的孙厂长骂了十几分钟，老孙在电话里十分委屈，说我有什么办法，是总部通知我这么干的。刘元一愣，知道此葫芦里必有丹药，心思转了转，说你马上联系刘晓梅，我要跟她补一次谈话，然后给老孙上课，“你知道什么叫人性化管理？这就叫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