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让赵伟伦来处理就行了；跟谁见面都不握手，有次在浙江见一个副市长，对方满脸堆笑地伸出手，说肖总，幸会幸会，他轻描淡写地点点头，一屁股坐进沙发，愣是让市长大人的手在空中停了半天，最后一脸尴尬地缩了回去。

    他只算个衙役，肖然说，不配握我的手。

    从99年开始，肖然变得十分迷信。君达公司搬家前，他花十五万港币从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大师，在深圳到处察勘地形，楼层、朝向、位置，没有一样不讲究，陆可儿本来在他右侧的办公室，大师说陆可儿是土命，他是金命，“土克金，一世艰辛”，他就让陆可儿搬到离他最远的那个角落。高薪从中兴公司挖来的财务总监，就因为大师说了句“此人是个衰命，走到哪里衰到哪里”，他就立刻炒人家的鱿鱼，为这事跟周振兴闹得很不愉快。肖然用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你可以不信命，但不能不信我！”周振兴沉默半晌，点点头说：“我想通了，在君达公司，你就是所有人的命。”然后头也不抬地走回办公室。连搬家的日子也是大师挑的，1999年5月16日，大师说：“此次乔迁，主有二十年鸿福。”肖然一高兴，让周振兴又多发了2万块奖金。

    君达集团在长天大厦租了整整四层楼，一年六百多万；肖然自己就占了半层，他的办公室有将近600平米，装修得象个小皇宫，沙发全部是澳洲小牛皮的，一套几十万；卧室里铺着伊朗手绘地毯，会议室的瓷砖全部从荷兰空运，一块就是七百多；书架上摆着两只灰扑扑的瓷瓶，是康熙年间的精品“紫缠花”，值上百万；大班台上压着一块玉石镇纸，周振兴说，那块玉也是风水大师推荐的，价钱可以买四五辆桑塔纳，“不过我找人鉴定过”，他笑着说，“他上当了，那就是块石头”。

    很难想象肖然当时的心情。三年之前，他还在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三年之后，他住上了价值千万的别墅，坐上了几百万的名车，还跟奔驰公司联系，要订做一辆加长防弹车，他担心陆锡明的报复。那车处处模仿“天下第一车”——奔驰公司的1000SEL，第一次报价就将近600万；还有女人，香港的二线歌手、大陆的名模、影星、主持人，只要他招招手，她们就在床上。有次在北京王府饭店约会一位刚刚成名的花旦，蹉商了半天没有结果，肖然有点不耐烦，指指宽大的、足够睡八个人的大床，问那位一脸娇羞的花旦：“去不去？”花旦红着脸摇头，肖然不屑地白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支票簿，刷刷地填了几个零，平平静静地说：“我去冲凉，你自己拿主意吧，想要这笔钱，你就躺上去，不想要，”他指指豪华套房的大门：“门在那边。”话音刚落，那花旦勇敢地站了起来，默默地走到床边，一句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卫媛跟他对过几次花枪之后，为“伊能净”拍了两个广告片，肖然十分大方，一出手就是一套160多万的房子，外加30万港币，为了逃税，全存入卫媛在香港的户头。

    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企业经营时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赚来的利润要缴企业所得税，这个税是固定税率，33％。缴了企业所得税后也还是公司帐上的钱，如果要分给股东，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45％。当然，这只是书面上的法律，事实上中国的公司没有一家不偷税避税，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假外资、假合资，深圳无数公司都挂着“外商独资”的牌子，老板世世代代都是大陆农民，血统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三减两免”的政策；大多数公司都有两本帐，真的留着自己看，假的送给税局；小公司用虚假的费用冲减利润，大公司都有严密的避税和洗钱系统。在周振兴的安排下，君达公司的假帐做得天衣无缝，从帐面上看，光肖然99年买的别墅就花光了君达公司三年的利润。那年他在江西含水注册了一家叫“纳百德”的公司，出资者是美国人乔纳森·肖克，其实这肖克就是肖然的亲弟弟肖挺，肖然发财后，把他送到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一派牛仔风度，见人就道Hello，不耸肩就说不出话来。从1999年底开始，肖挺的纳百德接收了君达旗下的全部生产业务，所有发票都从含水出，但税只缴一个极小的定额，每月十几万。说起来这事也是周振兴的功劳，他是含水人，98年底回家转了一圈，花了80多万，在当地搞得手眼通天，以后肖然每次到含水视察，都有呼啸的警车给他开道。

    卫媛自己也说不清她究竟喜欢肖然哪一点。在她看来，肖然就是一个暴发户，踩中狗屎的农民，他一身黑衣还要穿白袜子，简直就是只“海鸥”；他吃西餐叭嗒嘴，喝咖啡喝得象擤鼻涕，呼噜直响；上自动扶梯不知道站在右侧，总是象门神一样横立中间；有次在香港亨斯顿伯爵餐厅吃饭，不远处一个穿燕尾服的钢琴师沉醉地弹奏着《ce》，所有的人都低声交谈，怕打扰了这美妙的琴声，这时候肖然的电话响了，陆可儿找他请示生产问题，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亲爱的肖总声若巨雷地发表开了演讲，震得屋瓦轰响，所有人都皱着眉头瞪他，对面有个俊朗的英国小伙子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那一刻，她真想一把夺下电话，再狠狠地闪他一耳光，训斥他：“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