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刘元的话。汉奸刘某人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行为：他一周至少帮皇军找三个女人，交易额不低于六百元，一年就是三万多，“要是每个人一年都能贡献三万元的GDP，我们国家该有多么富强啊，那些女人……反正也是闲置资产。”

    到1996年，刘元已经不怎么恨肖然了，在深圳这个城市，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浅薄的事，因为爱情而生的仇恨，当然就更不值一提。六月十七号是刘元的26岁生日，他在电台给自己点了首歌，花20块买了个小蛋糕，然后灯也不开，躲在黑影里静静地听，窗外的灯光幽幽地照进来，整间屋子显得空旷而孤清。刘元听着歌，吃着蛋糕，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其实并不一定爱韩灵，他只是不服输而已。当无数肉体在他床上横陈扶疏，当无数女人从他身下纷纭地退去，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孜孜以求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妄，就象狗虽然奔跑追逐，但并不爱任何一块骨头———它只是想咬一口，或者，仅仅是不想让别的狗得逞。而韩灵这块骨头之所以显得比较大，不过是因为有两只狗同时在追逐。她没有那么漂亮，而且，刘元摸着自己胡须微张的下巴想，她已经老了。

    从那以后，他从没跟韩灵主动联系过，几次都是韩灵拷他。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职场的基本规则又是敬业勤勉，刘元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之中，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写字写得手上生老茧。日本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领导一定要比下属早到，一定要比下属晚走，刘元虽然不是最高领导，却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他分管行政工作，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光办公用品一项，至少为公司节约了几十万，这是硬碰硬的业绩，谁都不敢忽视。工作和嫖娼之余，他还搞一点管理研究，先后在《职业经理人论坛》和《商潮》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长文：《管理就是怀疑人》、《论合资企业的管理机制》、《管理三要素：责任、程序和标准》，等等，渐渐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管理人才。

    1996年9月份，刘元被派回日本总部培训了一个月。培训结束那天，公司安排温泉沐浴，刘元花10000日元找了一个女人，封闭培训了一个月，把他憋得够呛，再加上甲午战争以来的国仇家恨，刘元表现得特别亢奋，从东京时间深夜二点一直折腾到天色微明，让那个穿一身学生装的日本小姑娘惨叫不已。当第一线阳光照在富士山顶时，刘元冲刺结束，在她屁股上狠狠掐了一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有！”

    那也许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战争吧。

    那一万日元是他在日本培训期间的全部零用钱。回国的飞机上，别人都大包小包地带着各种家用电器，照像机、录像机，有个胖家伙甚至背了一台大电视，只有他孤零零的，提着一个小包走在人群中，象是没讨到饭的叫花子。快到上海时，他看着前排一对情侣亲亲热热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韩灵，心里轻轻地疼了一下。

    韩灵和肖然好上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和刘元非常亲密，有一次辽宁老乡聚会，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散会后他送韩灵回宿舍，两个人在路上挨得很近，肩膀不时碰到肩膀，满天星光下，韩灵微红的脸庞分外诱人，那一刻他很想抱她一下。如果真的伸出了手，结果会怎么样？女生宿舍到了，韩灵要上楼了，刘元站在门外看着她的背影发呆，韩灵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对着他微微一笑，那时星光皎洁，刘元脑袋象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似的，感觉满天星光都照在自己身上。

    毕业时，刘元故意在学校多呆了两天，临走那天韩灵去送他，两个人从学校一直聊到车站，谈鞍山，谈学校，就是不谈肖然。火车徐徐开动时，刘元站在车门里挥手，微笑，心里有点异样的难过，那时的韩灵在想些什么？她就站在车窗外，微笑，挥手，一脸幸福，背过身去的一刹那，她眼里闪闪地亮了一下，那是眼泪吗？

    韩灵打胎后，他偷偷地去看过她一次。韩灵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说着什么，肖然一脸严肃地站在身边。从刘元的角度看去，她象是老了十岁，面色憔悴，头发蓬乱，这就是当年星光下微笑的那个女子？

    飞机降落了，发出震耳的轰鸣声，刘元双眼紧闭，对那个星光下的笑容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曾经是我的理想。

    那时韩灵刚和肖然吵完架。在一起同居三年了，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但似乎也越来越陌生。在烦琐的生活细节中，在一次次的争吵和沉默中，一切好象都变了，甜言蜜语不再提起，拥抱和亲吻越来越少，连做爱都没了激情。曾经深信不疑的山盟海誓，现在看来都象是经不起推敲的玩笑，你不是说要一生一世吗，为什么连吃饭这么小的事都不能迁就？对外人尚且能够容忍，为什么在最亲爱的人面前，一点点不如意都会大吵一通？有一次韩灵把饭烧糊了，铲出来两碗焦炭似的锅巴，他吃了两口就开始嘟囔，说你怎么连顿饭都做不好，韩灵心里也不痛快，回了两句嘴，说我都能凑和着吃下去，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爱唠叨？然后就吵了起来，越吵火气就越大，连陈年老帐都翻了出来，肖然历数韩灵历史上的种种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