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丢你姥姥！你出十倍的价钱，老子都不卖给你！”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2001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七百多万，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牛哄哄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此事一度传为笑谈，人人不齿，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还向公仆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能不能再给点儿？我今天手气不好。”

    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禀异的动物，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填完订单后，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没有象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直到四天后，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那个包装盒的定单还没做好？你怎么搞的？要是误了工期…你还想不想干了？！”肖然憋了一口气，脸刷地红了，翻腾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象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话没说完，眼泪都象要滚出来。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提笔画了押，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你！立刻传给信达厂！真要误了生产，小心你的奖金！”

    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15万个包装盒，合计价款84000元，交货时间：马上；付款期限：货到后一周内；制单：肖然；审核：牛云峰；总经理审批：牛乔。

    1992年8月27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肖然站在一张“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宣传画旁边，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5000元回扣，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我又加薪啦…我给你寄了500元，够不够？”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他侧身让了一下，对着话筒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穿风衣……还有，我爱你……”

    打完电话后，肖然付钱上楼，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大爷，你刚才找错钱了，少给了我一块钱。”

    （二）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

    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

    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2000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呆了四个月就破产了，整个1991年，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收入不到900元。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

    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象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

    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象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游行是不足取的。你们……太幼稚。”为了这句话，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有一天趁他不在，几个人越说越气，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心知有鬼，不过势单力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