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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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传1893——1949

    一、出乡关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

    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

    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

    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1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更加生气，举手就要追打。他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风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

    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

    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1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

    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岁。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1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

    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1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1。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

    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1。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2。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1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园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园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

    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袄（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1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

    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2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1

    2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1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

    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1，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二、师范生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千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

    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千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1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

    “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1

    2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马蚤》、《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

    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

    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

    1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br /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