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 作者:肉书屋

    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后他就离开第一公园，在广州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闲荡了一个多钟头，到太阳偏了西才回家。回到家，他拿出纸笔，就给陈文婷写信道：

    婷妹如晤：

    从今天起，我宣布跟你们陈家的人绝交了！此刻我的心中情绪，痛苦万状，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多少年来，我看到你们陈家的人那种种言论行为，尽是卑鄙恶劣，令人发指！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实，更是黑白颠倒，无义无情！我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和你们保持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的关系，特郑重宣布如上。

    盼你珍重！

    下面签了名字，写了“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后一日”的日期，他就把信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了“陈文婷君亲启”六个字，下面写了“内详”两个字，从陈家的矮铁门投了进去。把这一切事情做完了，他觉着心安理得，就告诉妈妈不回家吃晚饭，上南关去找清道工人陶华、印刷工人关杰、蒸粉工人马有、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一道上裁缝工人邵煜铺子里喝酒去。他一边喝酒，一边把他给陈文婷写信绝交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认为他做得挺对。

    晚上回家，陈文婷已经坐在神厅等他。周杨氏陪着她闲谈，见周炳回来，就悄悄回房去了。这里陈文婷也不说别的，直接就谈起那封信的事儿。她用动人怜悯的声调说：“咱俩都不是小孩子了，咱俩都快要走进社会——做人处世了，你怎么还只管任性胡来呢！想想看，给我写那么一封信，还不如把我杀了得好！我有什么罪过？我坚决跟着你革命，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过乞求你那一点多余的爱！我是无辜的！就是我家里的人不好，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怎么不分一点青、红、皂、白？”周炳只管耷拉着脑袋，不做声。禁不住陈文婷再三哀求，他终于心软下来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一个叫人猜不透的姑娘！你明明看见是火，却一定要扑下去！看来，你跟他们到底是有些分别的。不过，你可曾想过：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多少、多少的痛苦，痛苦，痛苦？”

    陈文婷站了起来，她动都不动地站着，也不说话。她那雪白的大襟衫、长裤子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显得非常圣洁，像第一公园里的观音大士一样。

    血腥的春天

    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r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y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x！”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百~万\小!说，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百~万\小!说、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j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r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c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灾难。咱们有什么感到特别快活的理由呢？”于是陈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杨承辉这两位大学生，四张嘴对吵起来。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态度。周泉和陈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觉着很痛苦，老耷拉着脑袋。陈文英和陈文婕总想找机会加入一方，可是那机会总没碰着。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起来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争论才暂时中断了。陈文婕就趁着这个机会，向陈文英提出一个疑问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是提倡慈爱和平，反对凶残杀戮的，对么？”陈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着说：“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学生。不错，我们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对于魔鬼，有什么仁慈可说呢？”陈文婷抗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赞成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看成魔鬼！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着嘴唇，扭歪着那苍白的瘦削的脸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二更过了，酒正喝到热闹处。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岁的何守礼瞌睡了，由那十三岁的丫头胡杏伴送着，步行回家。一出西园门口，何守礼倒不瞌睡了。她问胡杏道：“刚才那肥猪一样的人是谁？他光望着我爸爸笑，又一个劲儿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开，像吃了屎的一样！”胡杏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你爹的管账，叫何不周。在乡下，他的威风可大呢！说起来，他还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们家里，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说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够二百斤重！”何守礼说：“算了。谁愿意倒霉，要这么个二叔公！”过了一会儿，她俩走进窦富巷口，她又问胡杏道：“杏姐，告诉我，今天陈家二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觉得奇怪么？”胡杏说：“我不觉得奇怪。”何守礼说：“别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给周家二哥的么？怎么忽然间又嫁给我大哥？”胡杏承认道：“要按这么说，那倒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咱们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里面尽想什么？”何守礼说：“为什么周家今天光来了个姐姐，几个哥哥都不来呢？他们是不是跟我大哥怄气啦？”胡杏说：“不，不是怄气。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说：“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说了，就只推说不知道。何守礼哪里肯依，就苦苦纠缠着要她讲。她们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礼的妈妈、那三姐何杜氏还没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进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么说也不答应，一定要胡杏给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坏人。胡杏叫她得没法，只得说了实话道：“依我看，他们都是好人！”何守礼又追问道：“好人为什么要逃走？”胡杏说：“那我可当真不晓得了。敢情是有坏人要害他们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礼不得要领，只好带着那个疑团睡下了。

    何守礼睡着之后，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妈那边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从周家三兄弟离家出走之后，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妈家里去，陪她做针黹，陪她谈闲天，有时也替她打水，破柴，扫地，倒痰罐；有时还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杨氏也很喜欢她，疼爱她，总爱买点香、脆好吃的东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蚕豆、j蛋卷子、南r崩砂之类，放在茶食柜子时，见了她，就塞给她吃——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泪。慢慢地她俩就像两母女一样，相依为命，一天不见，心里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楼底，胡杏看见区桃那张画像，还随便放在书桌上，没收藏好。她知道这是周炳心爱的东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来。她跟周妈商量了好半天，没个合适处。后来她看见神厅里、墙壁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觉得合适，就把那镜框除了下来，撬开底板，把区桃的画像打横垫在照片后面，放了进去。周杨氏坐在一旁，看着她装上底板，钉上钉子，重新挂在墙上，还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谁也猜不出有一张画像在底下。——这几下手脚做得那么轻巧，那么敏捷，那么细心，那么妥帖，不由得周妈不想起当年的美人儿区桃来。胡杏收好画像，擦完桌、椅，又从井里打起一桶凉水，提到巷子当中去，浇在那棵白兰树的树根上面，一面浇、一面说：

    “要浇才行，要浇才行。别把它旱坏了。——他要骂人！”

    周杨氏看着，一面频频点头，一面想：“这孩子的心有头发丝那么细！她多有肠肚！她对阿炳多么好！”

    假玉镯子

    有一天晚上，陈文婕和陈文婷正在三楼书房里温习功课。陈文婷忽然把铅笔扔在练习本子上，长叹一声说：“唉，到底咱们这样念书有什么意思？三姐，说真的，我对那些考试啦，升班啦，连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了。我只想离开学校，远走高飞，飞到新疆、蒙古那些荒漠地带，一万里寻不上一个人，让我孤孤独独地生活下去。”陈文婕在灯下仰起那高耸的、平静的颧骨，淡淡地问道：“你怎么会这样想的？你以为咱们离开了广州，也可以生活下去么？我也是不想念书的，不过我跟你的傻心眼儿不一样。我只是想去做生意，办工厂，不爱弄这文科！”陈文婷把周炳寄给她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姐姐看。等陈文婕看完了，她就问：“三姐，你瞧他约我今天晚上跟他会面，我去呢，还是不去？”陈文婕没有回答去不去，只是说：“按道理，阿炳的确算得上一个英俊雄伟的青年，不过就是粗野一些，呆笨一些，恐怕他不肯走正路。”陈文婷反问道：“不走正路又有什么不好？”正说着，陈万利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他在完全不受欢迎的气氛下面坐了下来。也不管人家正在温习功课，就打开了话匣子道：“清党以后，你们该看得清楚了。蒋介石是有本事的。他算得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怪物。你们想一想，我从前说的话，就没有一句错。你们的二姐，她算是想通了。你们看她如今多么快活自在！比起去年，哼！如今是体面的丈夫有了，家也有了，幸福也有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女能够这样才好。”陈文婕还没有做声，陈文婷就笑起来道：

    “还说体面呢，站起来不到民天哥哥肩膀高！”

    把她姐姐也逗的忍不住笑了。陈万利说：“你们笑什么？人不可以貌相，海不可以斗量！你二姐夫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周家那几位表少爷，你们看得见的：不用说了。就是杨承辉、李民天那些毛孩子，跟着共产党哇哇叫，这回清党算侥幸，再不回头，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李民魁就常常骂他堂兄弟不学好。什么时候我看见你们舅舅，我也要把阿辉的事情对他好好说一说。年轻人浑不晓得什么叫做危险！”陈文婕告饶道：“好了，爸爸，不要多说了，老谈这些干么呢？”陈文婷不服气地说：“到底清党对谁有好处？大头李一说起来就唾沫横飞，也没有见他升了一官半职！”陈万利露出十分生气，又把气忍住了的样子说：“阿婷，你年纪轻，什么东西也还不明白。这样的话，在家里说说不要紧，要拿到外面去乱嚷，你准能惹祸。清党对谁好？对我们好。对我好，对你妈好，对你哥哥好，对你姐姐、姐夫们好，对你们自己也好！”陈文婷伶牙俐齿地接上说：“对帝国主义也好！”陈万利气得没办法，就笑了，说：“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帝国主义？都是人家瞎编的。就算有，大家和了不就算了么？一定要惹得人家军舰开炮，那才算数？”陈文婕、陈文婷不想和他多说，就陆续回房里去了。陈万利一眼望见陈文婕的案头有一封信，就拿起来看，看不清楚。想摸眼镜，却没有带在身上。他就着台灯翻来覆去地辨认了一会儿，知道是周炳写来的，就连信封一道揣在口袋里，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把信看完之后，想不出什么对策。想找他儿子商量，问周泉，却说陈文雄没回来。他没办法，又带了信去找二姑爷何守仁去。何守仁看了信，把信封也颠来倒去地仔细看过了。两个人商量了整个钟头，除了严密防止陈文婷和他见面接触之外，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这位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连早点都不吃，就出了门。他没有回公司，却坐了人力车，一直朝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贯英的办公室走去。他把周炳的来信，周家三兄弟平日的行为举动，周榕和陈文娣、陈文娣和何守仁的关系都详细说了一遍。贯课长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是办事却很老练。他一听情形，就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构成什么耸人听闻的案件。但是他十分尊重陈万利这个人，因此他装成很留心的样子在听着，勤快地做着笔记。他十分仔细地问三家巷的全部居民的情形，又问了周、陈、何三家人的全部亲戚朋友的情形，就说：“陈老伯，这件事交给我办吧。区区微劳，不足挂齿。我也十分痛恨共产党。我的先父就是去年在曲江乡下遇难的。共产党煽动了农民，搞得简直是人间地狱！你早上多半在哪里喝茶？玉醪春还是惠如楼？我一定趋前领教。”陈万利把周炳的来信交了给他，又千拜托、万拜托，才辞别出来。他想这贯课长的相貌虽有点不正，但是人却有热肠，好相与，很觉满意。他坐上人力车，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何守仁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他垂着脑袋走，没看见陈万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样子也是上宪兵司令部去的。陈万利自言自语道：“他又上那儿干什么呢？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唉！“但是人力车一下子就拉过去了。

    何守仁果然是去找侦缉课长贯英的。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在那上面写了“公事谒见”四个字，请传达给他递进去。那个侦缉课长先把刚才和陈万利的谈话记录翻看了一会儿，将何守仁和陈、周两家的关系弄清楚了，然后板着脸孔在办公室里和他会面。何守仁一进去就用公事口吻说：“贯课长，我来报告一件跟您的职务有关的事情。”贯英冷冷地回答道：“欢迎，欢迎。请何科长坐下谈吧。不论跟小弟的职务有关还是无关，我都欢迎。”于是何守仁就开如讲他所发现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行踪的问题。他一面讲，一百用眼睛去打量那个侦缉课长。贯英一面听，一面也用眼睛去打量何守仁。有时四只眼睛碰在一处，彼此互相盯着，长久都不移动。贯英在心里骂道：“好个无耻的乌龟！”何守仁也在心里骂道：“十足凉血的王八！”后来两个人又用相对一笑岔开，何守仁这才继续往下讲。他已经发现这位侦缉课长对他很不尊重，对他所讲的话好像根本没有用耳朵去听，然而还是勉强把话讲完了，并且加上判断说：“照这样看来，这些共产党员一定是躲在芳村一带的什么地方。”贯英拍手笑道：“何科长真内行！”随即把周炳那封原信从卷宗夹里面拿出来，摆在何守仁的面前，说：“这上面所盖的邮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守仁很不高兴地说：“贯课长，既然你得到了原信，那么，一切你都十分了然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贯英摇头笑道：“不，你所讲的话很有价值。我只知道这周炳和你的小姨子很要好，我也知道那周榕和你是同学，又是换帖的好朋友，但是这些人是否共产党员，我却没有任何证据。你知道，我们是凭证据办事的。”他一面讲，拿眼睛望着别处。那眼睛不停地眨，脑袋不停地摆动，好像是一种毛病。何守仁说：

    “怎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逃走？”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贯英又眨两个眼睛，摆动几下脑袋，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就逃了。还有些人吓疯了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何守仁坚持己见道：“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员。”

    贯英用一种比冷笑更令人难堪的声音哼哈一阵，说：“如果他们真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的邻居，你的小姨子的情人，你的换帖的同学，都要这样了！”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一比，加上说：“当然，阁下是有功劳的。阁下这样做，是大义灭亲。遇着好的上司，往往因此擢升，也是常有的事。”何守仁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他的尖削的脸唰地一下红起来了。但是他不甘示弱，因此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超然面孔说：“贯课长，我想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宪兵司令部，也是个讲真理和正义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被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所驱使。这一点，仁兄该是明白的。”贯英搓着两手，用一种十分狰狞的无赖神气笑着说：“真理和正义，好极了。我们都是为它而活着。我们的同志可真不少呢！”随后他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捐款簿子，上面写着“雄心社社员乐捐芳名”九个字，递给何守仁看，又加上说：“我们这个雄心社，每个人都有一颗消灭共产党的雄心。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和正义。但是我们绝不向外募捐的。现在那些招摇撞骗，假公济私的玩意儿太多了。我们只收社员自己的捐款。你如果有心，你也可以入社。我们将来，彼此也有个帮助。”何守仁打开捐簿一看，有捐一百元的，有捐三百元的，也有捐五百元的，名字都不认得。但是不管怎样，看见这捐款簿子，何守仁是安下心来了。他登时恢复了镇静的神态，看来真是又矜持，又老成。他用轻蔑的眼光把那贯课长横扫了一眼：觉着这个人如今五官局促，嘴角下弯，顶发秃落，丑陋异常。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一百元的捐款，并且慷慨地说：

    “贯课长，凡是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情，兄弟总是乐于追随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何守仁告辞之后，贯英一面收起捐款簿子，一面鄙屑地咒骂道：“真没见过这样的吝啬鬼！收买三个朋友的性命，才使一百块钱！说人心不古，就是人心不古。”

    这天早上，约莫当何守仁和贯英初次会面，彼此躬着腰说客套话的时候，周家三兄弟的干娘冼大妈正从市头上买菜回家。她正在路上走着，不料横巷子里撞出来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把她缠住了。这个人叫做冯敬义，年纪约莫六十岁，单身一人，并无亲戚子女，也在市头外面搭了个茅寮居住，离冼大妈的竹寮只有五、六丈远的光景。他应了个名儿是做收买破烂的生意，实地里他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是什么都干，并不严格的。他的真本事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改造成为值钱的东西，好像把铜做的东西改造成为金子做的东西，把破了、断了、缺了、穿了的东西改造成为完整无缺的东西等等；遇着有他合意的东西，别人又不太在意的时候，顺手带走件把子，也是有的。他顶爱开玩笑，更加爱开冼大妈的玩笑。当时一见冼大妈手里提着鲜鱼、牛r、青菜，他就指指点点地说：“怎么，发了达了，天天吃好的了，想不到你还有几年老福享呢！”冼大妈拨开他的手，骂道：“少胡说，别招你姑姑生气！那是给我几个干儿子做的饭。”冯敬义涎皮赖脸道：“好不值钱的干儿子！你有多少干儿子、湿儿子，我还不清楚？那是你的哪一个丈夫经手的？说是养的小汉子，倒还有个说的呢！”冼大妈生气了，说：“你再破嘴烂舌的，看招你姑姑一顿好打！”冯敬义伸了伸舌头，缩了缩脖子，说：“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天生人，天养人。莫非有了油水，只兴你一个人独吃？你不让我喝点菜汁儿，你瞧我给你嚷出去、不给你嚷出去？”冼大妈没法，只得跟他说实话道：

    “干儿子倒是真的干儿子，只不过他们是共产党。如今丧尽天良的官府要害他们，因此上我家里躲几天。你知道共产党是跟咱穷人出冤气，打抱不平的。你敢坏了你姑姑的事儿，你姑姑就能收拾你的狗命！这里没有什么好打打敲敲的，你趁早给我滚开，井水不犯河水。”

    冯敬义见她说了真话，把头点了几下，表示赞成道：“这还像句正经话。我碍不着你们的事儿。可是万一我查出他们不是共产党，你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冼大妈说：“趁早，趁早。快挑起你那担破箩，多卖两只‘朱义盛’的假金耳环子是正经！”冯敬义笑了一笑，就走开了。当天中午过后，他吃了饭，挑上他那担破箩，转了几条街，走到市头上一家木屐铺子前面，碰见了几个生面的、可疑的人，那些人态度横蛮，毫无礼貌地在向开木屐铺子的老板打听附近有没有生面人搬来居住。老板想了一想，说没有。那几个人又向卖青菜的小贩打听，也说没有。那几个人再问开熟烟铺子的老板，也不得要领。后来问到了那间“华道馆”，那个给人画符拜忏的华道人却回答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