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了。我虽然不怎么喜欢你，但也不至于有什么敌意……”

    说完他抬起头四顾，然后问：“附近没有什么酒吧或者咖啡厅之类的地方？我记得有。我们不妨喝一杯。”

    我被他那种对什么事情都很漠视的态度搞得有些窝火。

    他无视我生气的眼神，似乎比我还熟悉这一带的建筑，轻车熟路的找到了一家带花玻璃旋转门的咖啡厅。

    我们走进那家咖啡厅。

    屋里放着旧式的唱片，黑色的盘子就在门边旋转，门上的小铃发出明亮的叮铃叮铃声，落地的玻璃窗一尘不染，穿着灰色短裙的女侍端着盘子从我面前经过，我愣在门边半天，场景相似得差点没以为时光倒流。

    “这位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莱茵蓝’。”

    女侍者再看向我，我没多想就说：“冰牛奶。”

    毕竟是在那个年代的西德，女侍者露出了怪异的表情，安迪洛尔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我愤怒地问：“怎么了？”

    他瞟了我一眼，疑惑地：“你真的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吗？”我知道他指的是MI5，于是反问他：“你是想说我很幼稚吗？”

    他无奈地摇摇头。

    过了一会，女侍者把他的酒端了上来，他的瞳孔仍旧映着杯中的蓝色液体，二十年前同一款的蓝酒，不知道还是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他的神情再一次变得温柔，所有的冷漠一瞬间消失无形。

    忽然之间，我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

    我忽然有些了解，这二十年来，每每我看到那种明媚的蓝色，心中一闪而过的刺痛，是从何而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已经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是用那样温柔而甜蜜的目光凝视着杯中的蓝。

    就好像要落泪一样啊……

    抿了一口酒，安迪洛尔说：“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和你哥哥一样，根本不是做这一行的料，而且你不喜欢。”

    我低着头，大口喝着冰牛奶，默认了他的评价。

    骨子里我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式英国人，和我大哥一样，我自己很清楚。安迪洛尔又说：“既然是为了你大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不尝试去找他？”

    杯子里的牛奶只剩下了晶莹的大颗冰块，我摇了摇杯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解嘲地一笑：“也许是因为胆怯。”

    “再怎么说，他失踪也已经十七年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这么平静地说了出来，开口就道，“我心里有个微弱的感应，总是不断地告诉自己，大哥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想找又不敢找，怕最后那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杯子里的冰块折射着奶黄色的灯光，暖和而清冷，带着童话一般的色泽，说出这一番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

    坐在对面的他慢慢地喝着那杯蓝橙酒，用喝红茶的方式，对我的话仿若未闻。

    就在那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然后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大哥在什么地方？”

    他眯着眼睛，修长的手指合拢，握着那只透明的玻璃杯，往后靠向椅背。他刻意剩在杯底的那一点蓝色的液体把整个杯子洇成一种连续的、清澈的纯蓝，映在他的瞳孔里，就像蓝色的苍穹。

    安迪洛尔点头说：“不然你认为，我专程见你这么不专业的情报员要做什么。”

    我想想也是，心里却反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MI5里再找不到比我更差劲的特工了。我把手里的冰块摇出轻快的响声，向女侍者示意加杯，然后笑了笑对他说：“看来我还是有点用处的，你的条件是什么？”

    苍穹之路（下） ...

    “一些真相。”他说。

    “什么？”我认为正常人难免会跟不上他的思维节奏。

    他无意解释什么，把一张照片顺着桌面推到我的面前，“照片背后是这个人的名字，我需要在MI5的档案里找到当年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拿起那张照片，从照片的边缘看得出从某处撕下来的痕迹，照片中央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也就二十出头，柔软的淡色头发，白净的皮肤，还穿着纳粹的军装，脸上的高傲神情和他胸前佩着的铁十字勋章一样扎眼。

    “纳粹？”我呼出一口气，把照片翻过来，看到背面用黑钢笔水写了一行漂亮的英文。

    “Alfrey·D·Jodl，1940，Paris.”

    “约德尔，这个姓氏……”我咳了一声，然后耸耸肩：“不过我不认为你会找不到这个人。他的军衔也不高，更何况，二战结束都十几年了，就算是个间谍，他的解冻期也过了。”

    安迪洛尔不置可否，喝完了他的酒：“MI5里有人锁死了他所有的档案，即使是我也找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什么人，呃，我是说什么人能凭空锁死一个人的档案，嗯，或者说我的意思是，照片上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你一定要找到他？”我比划着，隐晦地说。

    安迪洛尔根本懒得搭理我：“你做还是不做？”

    我只好笑了笑，反问他：“为什么不？”

    他于是放下杯子站起来，又形成了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或许你会因此亡命天涯？”

    “也许吧。”我满不在乎：“难道我还能期望你的好心能把我那傻老哥还给我吗？我总得做点什么。我也只在乎这一件事。”

    听完我故作轻松的话，这个四十二岁的男人一瞬间露出了某种精神恍惚的表情，他点了点头，又若有所思地站立了一会，临走前忽然说：“其实，我让你找的这个……他也许带走了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我要他把那个人还给我。你明白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有些怪异，又恨却又无奈的样子，几乎要让我以为这个叫亚尔弗莱的美男子是他某个让人头疼的弟兄。

    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丁玲丁玲的玻璃转门处，独坐了很久，最终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

    1962年初我与妻子协议离婚，三个月后她再嫁了一个美国期货商，圆满处理完所有事情后我申请调回英国本土工作，一面和安迪洛尔保持联系，一面着手挖掘当年的事实真相。然而越是深入，我就越是震惊——

    企图掩盖这个名叫亚尔弗莱的纳粹党人存在的幕后操纵者，他的庞大，像一株深埋地底的龙根，越往深追究就越能感受到他那令人战栗的黑影，简直无处不在。

    即使说整个MI5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下也不夸张。

    由于我对亚尔弗莱的追查，我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1964年我暗中离开英国，化名逃到南非躲避了一段时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