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骂着我是骗子,精神病患。
我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认定他是有罪的,那么也请认定我是个罪人……我也杀过人,我也曾经向帝国效忠……”
我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向我挤过来,有很多人开始喊:
“同罪!”
“纳粹!”
“逮捕他!”
阿德里安站在对面和我遥遥相望,他那艳蓝色的眼睛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眼神柔软地看着我,他在无声地请求我放弃。
站在被告席,他冷静地说:“这是一段荒谬的证词,我绝不会背叛我的祖国……爆破里昂的失败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误,我为此接受了帝国的惩罚……而就是这个人,他曾经指责我的祖国是罪恶的,用虚假的效忠损害了帝国的利益,用可耻的阴谋阻止了这次爆破……”
他面向我,对着所有人说:“我虽然得到了祖国无私的宽恕,但是我却没能战死沙场,为帝国流尽我的最后一滴血液……”
“不忏悔的纳粹!”
人们开始愤怒地喊叫,“杀死纳粹!”
阿德里安微微俯首,微笑道:“我的陈述到此,死刑是我必须负起的责任,请让我与我的祖国一同承受死亡,谢谢。”
“不要……”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被告席内部开始出现巨大的分歧,陪审团议论纷纷,而证人席和下面旁听席的人们开始情绪高涨地往被告席上冲,更多持枪的士兵涌上前台,庭审一片混乱,审判长再三要求肃静无效后,不得不宣布休庭。
我和安娜被强行送出法庭,受到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驱逐。
一面和泣不成声的安娜互相扶持,我一面努力回头在一群起身的被告中寻找着他的身影,那在攒动的人群中忽隐忽现的耀眼金发,只是闪了闪,就彻底消失了。
直到这一刻,我才忽然惊觉人生的不可挽回。
原来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时间,不是空间,而是命中已定。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太正常。
我恍恍惚惚地走出法院的正门,在走下台阶时,忽然感觉心中一沉,眼前顿时陷入黑暗,安娜在我身边叫道:“天啊,安迪!”
我摔了下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四周一片雪白,护士正在我身边安静地绕着绷带,看见我睁开眼睛,她冲我温柔的笑了一下,她有一双美丽的艳蓝色眼睛。
于是我感到亲近,高兴地冲她微笑了一下。
她说:“您终于醒了。”
“感觉到疼吗?”
我摇摇头。
她赞赏地笑了,“您真是个坚强的人。”
我奇怪地问:“我怎么是个坚强的人呢?”
她惊讶地看着我,继而又释然,“您的右臂和右腿都骨折了,难道您真的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吗?”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不疼。”
护士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
我又想了想,严肃地问她:“为什么要感觉疼痛呢?”
护士说:“因为您受伤了。”
“受伤了为什么就要感觉疼痛呢?”我奇怪地问。
护士说:“因为疼痛是要提醒人记住自己受了伤,从而保护自己的伤口直到愈合。”
我用左手按住我的胸口:“为什么这里一点也不痛呢?”
护士说:“您那里没有受伤。”
我说:“不,我应该非常伤心。”
护士说:“伤心并不是心真的出现了伤口,所以是不会有痛觉的。”
“伤心只是一种情绪,当您忘记了你所悲伤的事情时,就像伤口愈合了一样,您就不会再感觉到疼痛了。”
“那么我已经忘记了?”
护士冲我微笑着点点头:“您一定是忘记了。”
我也笑了,“是这样,真好。谢谢您陪我说话。”
护士完全没注意我的话,她笑笑,绕好了绷带放在一边,随口说道:“不用谢,看护精神病人是我职责。”
尾声
在安娜的坚持之下,我一直住院直到1946年底。
其间转过四五次院,从法兰克福转到伦敦,然后又转到北美的纽约州州立医院。经常做电击疗法,很多的时间里我都在漫长的昏睡和梦境中度过。
我问安娜,这是什么医院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安娜坐在我身边俯下身来,“对不起,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奇怪地问:“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还要住院?”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我……我求你了。”
安娜对我的态度在一天天变得奇怪,我看着我住的特殊病房,几乎空无一物,没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墙壁都包上了海绵,窗户封死,连喝水的杯子都是塑料的……我隐隐感觉得到什么,安娜痛苦地用手撑住额头,“我也快崩溃了,我撑不下去了。”
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整个人有些竭斯底里:“这是自杀看护病房,安迪,这样下去我也放弃你了!”
“自杀?”我很好笑,“我什么时候自杀了?”
“我难道不是因为骨折住院的吗?”
“你自己看看吧!”
安娜怒起,一把拉过我的手,翻过手腕,触目惊心地几道红色的新旧伤痕迭在一起。
我这才感觉到疼痛。
“你这个疯子,你一共七次试图跳楼,三次骨折,从英国出港时你忽然从船舷上跳下去,经常莫名其妙的割开自己的血管……”
“我没有……”
我无力地摇头,那些记忆却随着安娜的讲述开始清晰起来。
“我没有真的想自杀。”
安娜问我:“但是你就是想死是吗?”
我不说话,然后掀开被子下了床,我说:“我要出院。”
“那不可能。”安娜坚决地说。
我忽然感觉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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