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现在南越地区的西方势力，执委会早就已经定下了应对的基调——中南半岛地区特别是穿越集团意图建立据点的东海岸，不能允许有其他成规模的西方势力存在。越南南部地区是穿越集团未来通往马六甲海峡海运航线的必经之路，把控住这一地区，基本就控制住了西方势力从海上前往东北亚近二分之一的航道，对穿越集团今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年初执委会决定出兵安南对郑氏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知了南越阮氏得到了西方势力的支持。如果没这档子事，执委会很可能会坐视南北越慢慢悠悠地打下去，但既然有西方势力开始插手这场地区角力，那执委会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而应对方式也比躲在幕后的对手更为激进，直接就挽袖子上战场了。
    执委会的这个决定多少也有些被赶鸭子上架的味道，北越的受训军队时间太短，战斗力存疑，而战场上北越军节节败退的形势又没有留给执委会太多的应对时间。如果当时执委会不选择出兵而任由形势发展下去，北越政权就岌岌可危了，这对于穿越集团是无法接受的一种状况，毕竟前期穿越集团已经在北越投入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北越政权的倒下意味着这些工作极有可能都会变成无用功。
    而当时执委会的参战决定除了军事方面的风险之外，同样也潜藏着政治方面的危机。相比已经在海上折腾了几百年，在世界各地占据了大量殖民地的西方势力，目前的穿越集团在海上实力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执委会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就与西方势力正面为敌。要是撕破脸打起来，穿越集团旗下这些以福船广船为主的中式帆船可没法拉出去跟西方人的盖伦武装商船对拼。
    远征军在横山争江一线虽然没能截杀到南越营中的外籍军事顾问，但根据事后所获得的种种信息来看，可以推断在背后支持南越政权的势力极有可能就是葡萄牙人。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葡萄牙人在进入亚洲之后可没少惹事，并且对军火交易拥有极高的热情，就连把英国沉船上的火炮卖给大明这样的龌龊事也做过，很难推测他们会因为在南越的失败而产生怎样的反应。
    执委会经过研究后认为葡萄牙人就此直接跟穿越集团翻脸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他们距离胜利港最近的一处据点就是澳门，而与大明共治之下的澳门并没有强大到足够攻打胜利港的武装力量，从相隔数千里的满剌加调兵调船就更不现实了，在这个年代，大规模的跨海作战所需消耗的物资可不是一个小小殖民地能撑得起的。像穿越集团组织这种千人级规模，距离大本营仅百余海里的跨海作战都已经大动干戈，准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得以成行，要是葡萄牙人真准备对胜利港动手，至少得有半年时间的准备期，而执委会自认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胜利港训练出一批具备基本战力的海军了。
    相较于胜利港遭到攻击，执委会更为担心的是胜利港到广州的航路被葡萄牙人当作复仇的场所。目前这条航路仍然是穿越集团最为重要的物资输入渠道，每个月从珠江沿岸前往胜利港的海船已经多达三十余艘。虽然这个数目以后世的眼光看来仍然极为寒碜，但考虑到胜利港开埠到现在还不足一年，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大陆的客商到访，已经实属不易。而这条航道也被执委会视为了穿越集团的生命线之一，为此军警部早就已经计划要在珠江口设立海上据点，以确保这条航道的安全通畅。
    但位于珠江口西岸的澳门这个节点却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门槛，如果葡萄牙人要在珠江口捣乱生事，穿越集团方面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即便是造船厂已经下水了几艘战船，但军警部也不敢随便就把这些船派往千里之外没有补给点的海域作战。总之如果是陆战或是两栖作战，穿越集团其实并不太怵葡萄牙人，但如果战事发生在海上，那葡萄牙人精于航海的优势还是会比较明显。
    当然爆发战争其实只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葡萄牙人在南越的经营虽然受到了打击，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造成很直接的损失。如果说战争的爆发都是受到利益的驱动，那么目前还并没有足够大的利益去推动葡萄牙人发起一场前景不明的战争。
    在安南的这场战斗爆发之前，穿越集团其实已经有意要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接触，准备通过他们购入一些在大明采购不到的物品——比如说来自于印度半岛的帆布。
    棉花种植在公元前就出现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中，而经由东南亚传入两广地区的海岛棉，就是来自于印度，棉纺织业一直是印度半岛的重要特产之一。为了能够垄断印度至欧洲的海上香料贸易航线，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选择了果阿作为落脚点，开始在当地着手建立殖民地。1510年葡萄牙舰队司令阿尔布克尔克率领军队和水手击败了当地的旁遮普土王，占领了果阿城，并宣布对果阿的主权，将其划入到葡萄牙名下的众多海外殖民地当中。
    16世纪当其他西方列强来到印度的时候，大部分葡萄牙属地都被英国和荷兰瓜分，果阿很快就成为了葡萄牙最重要的海外领地，甚至与印度因为主权问题而发生过武装冲突，直到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在发生了“四二五革命”之后，才承认了印度对果阿的主权。
    作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重要据点，葡萄牙船队所需的帆布几乎都是来自于果阿，而执委会对于大明出产的帆布布料一直都不是特别满意，还是希望能够从西方同行那里买到一些质地更为坚韧的布料。不过闹了安南的这一出之后，执委会便暂停了与葡萄牙人接洽的工作。倒是没想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得知安南的战事消息之后能这么快就理清了头绪，主动找上门来进行商谈。
    不过恩里克这话里话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态度，陶东来一时也摸不准他到底是来兴师问罪，还是另有所图，便只能含糊其辞道：“关于安南的战事，我们并没有参与南北纷争的意愿，只是为我们遭到南越水军劫掠的商船实施报复而已。当然了，鉴于我们跟北越政权一贯保持比较密切的商业往来，在这场内战中我们的确是选择了支持北越郑氏，但我们也并不希望南北双方以武力手段来解决政治上的分歧。”
    恩里克虽然算是大半个“中国通”，能听也能说中文，但陶东来这一番外交意味十足的说辞还是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明明已经参战了，又说不是为了北越而战，明明选择了支持其中一方，怎么还说什么反对武力手段？
    陶东来接着说道：“如果我们的消息正确，在背后支持南越阮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的人，应该就是贵国了？”
    恩里克对于陶东来的这个猜测并未否认，而是爽快地承认了：“我国商人在南部的会安港有很多生意，如果阮氏在这场内战中失败，那就意味着我国商人将因此而承受巨大损失。”
    “所以你是想劝说我们离开安南，不要插手安南的内战？”陶东来见对方既然挑明了立场，便也不再继续藏着掖着，而是直接问起了对方来访的目的。
    “虽然我来时的确是有这样的意图，但现在看来，我不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把握能说服阁下。”恩里克说道：“来广州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海汉的事情，来到广州之后，你们的一些做法也让我感到了惊讶。在我看来，你们虽然和大明的人长相一样，但做事风格大相径庭，不像明人那样事事都追求正统，好面子，更像是我们西方人的做法，一切都以实际利益为重。”
    “不不不，我们的做法并不一样。”陶东来立刻摇头否认了恩里克的观点：“如你所说，我们的确是在追求利益这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但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你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尽一切可能剥削所有人，甚至包括你们自己人在内。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赚到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并且接纳所有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阵营的人，不管是大明还是安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在你们眼里，他们不过是一堆堆等着让你们搬回家的金银而已。”
    “照陶总你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贸易伙伴了？”恩里克面带嘲讽地问道。夸夸其谈的人他见得多了，但从未见过像陶东来这样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家伙。带着所有人一起赚钱？这种随口吹出来的牛皮吹出来怎么可能会有人相信。
    “当然可以。”陶东来的回答让恩里克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间：“恩里克先生，我们海汉人也是商人，在商言商，我们在安南所发生的冲突，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其他的方面有所合作。我有一种观点，不知你是否能够认同。”
    恩里克收回心神，点点头道：“陶总请讲。”
    “安南的内战，最终还是得靠安南人自己去解决。不管是我们，还是你们，都不可能派出大量的军队去直接左右安南的战事。在安南的时候，我们或许是不见面的对手，但在安南以外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贸易上的合作伙伴？我们海汉人不会跟钱过不去，不知道贵国的商人会不会嫌赚钱太麻烦？”陶东来说完这番话之后，便默默地看着恩里克，等他作答。
    恩里克从陶东来的话里的确感觉到了一些东西，第一、海汉人似乎并不打算与己方在安南战场上正面冲突；第二、海汉人有与己方进行贸易活动的打算。相比于遥远安南战场上那些南亚猴子的死伤，如何赚钱这个话题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恩里克很谨慎地问道：“那不知陶总有什么贸易方面的建议？”
    陶东来笑了笑道：“关于贸易，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好好聊一聊。”
    葡萄牙人在大明所采购的物资，多以丝织品、陶瓷、蔗糖等等为主，虽然这些物资在穿越集团的地盘上还暂时没有产出，但陶东来却很有信心将这些商品的交易地点逐步转移到胜利港去。
    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建立了定居点，但当地属于双方共治，大明朝廷仍然设有治所，因此葡萄牙人要购买大明的商品，绝大部分时候只能通过正规渠道，虽然交易地点都是在大明，但这种交易毫无疑问会被市舶司视作出口贸易而进行抽税，变相就导致了商品成本的上升。而从开埠之初就以“免税港”作为最大卖点的胜利港，正好就能够避开这个环节。
    假如葡萄牙人与大明商人的交易地点改在了胜利港而非广州，那么交易双方都可因此而省下一笔不菲的税金。相比之下，从广州至胜利港这五六天航程的运输费用反倒是小数目了。而从马六甲方向过来的葡萄牙商人，反倒是能够因此而省下一大段航程，不用再冒着海上的各种未知风险从南越会安直驶大明广州了。
    而葡萄牙人采购量最大的几种商品，目前都已经在“琼联发”的开发项目清单当中，见效最快的蔗糖估计到下半年就能有收获了，丝织品这种见效较为缓慢的项目，执委会也乐观地估计不会超过五年时间。届时海南岛本地开始有了这些产出之后，葡萄牙人恐怕就不会再对广州抱有太大的兴趣了。
    当然要说服葡萄牙人接受这样的安排，还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说，双方还处在微妙的敌对状态，要从对手模式迅速地转换角色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办到的事情。例如那些在南越投入了大量资源的葡萄牙人，就未必会赞同跟海汉一方就此和解。而且这个恩里克仅仅也只是葡萄牙人派来的一个特使，本身恐怕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能够做到哪一步，还是得看上天的安排了。
    当天下午，暂时结束了“琼联发”座谈会的施耐德也加入了针对恩里克的嘴炮攻势。施耐德的出现大大地缓解了陶东来的压力，起码他可以操着七成熟的葡萄牙语跟恩里克进行更为直接的沟通，避免了中文里各种因为表达和理解不当所造成的误会。
    恩里克显然也很惊讶于海汉人的商务主管居然是一位高鼻深目会说葡萄牙语的人，这也让他心中产生了少许的亲近感，毕竟在遥远的东方能遇到语言相通的人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情。
    作为旁观者的李奈，也再一次在近距离观摩了海汉执委们的嘴炮功夫。虽说施耐德夹杂着叽里咕噜外语的说辞有一多半都听不懂，但这并不妨碍他注意到恩里克的表情从最初的戒心重重逐步变得轻松起来。如果不是李奈亲自作的引见，他甚至都要怀疑这三个家伙是不是以前在什么地方早就已经认识了。
    当天下午恩里克仍是如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驻广办，他将连夜赶往澳门向当地的商会组织汇报这次的会谈所得，这次从驻广办所获得的信息量太大，路上这段时间应该能够让他好好消化一下。
    在同一天，“琼联发”的筹备座谈会也终于告一段落，包括海汉在内，总共十三家股东在驻广办内草签了“琼联发”的筹备协议。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后世的历史课本上被记载为“海汉商业史上具有纪念价值的一次会议”、“开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等等，连同草创“琼联发”的其他十二家股东也都被评价为“大明商人中的智者”、“商业革命的先驱”。驻广办成为历史文化纪念馆之后，甚至有一间屋子的标注就是“琼州联合开发公司第一次筹备会签约现场”，当时的各位与会者绝对不会想到，他们在这里的这次纯粹为钱而召开的会议竟然会成为了后世所纪念的对象。
    当然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史料上所记载的那么高大上，事实上在最后两天的会议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股东们的争执甚至谩骂中度过的。在确定了“琼联发”的赚钱前景之后，股东们便开始对尚未发售的股权进行口头争夺，施耐德不得不数次停下会议进行劝说。不管在哪个时代，有钱任性的人都非常难于驾驭，而比这更为麻烦的就是一大群有钱任性的人聚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