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七月十六至十七日
    我到达斯泰尔斯那天是七月五日，下面我要说的是十六日和十七日发生的事。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我尽量扼要而准确地叙述一下。后来，经过一系列漫长而乏味的询问，才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伊芙琳·霍华德离开两天之后，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已经在米德林厄姆的一家大医院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这座工业小镇离这儿大概十五英里。她请求我说，如果英格尔索普太太有和好的意思，一定要告诉她。
    我生活得很平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卡文迪什太太对包斯坦医生那种非同寻常的偏爱。对我而言，这真是莫名其妙。我无法想象她看上这个男人哪一点了，可她总邀请他上门，或是和他一起长时间外出旅行。我得承认自己确实看不出他有何魅力。
    七月十六日是星期一，混乱的一天。上个星期六，村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义卖，这天晚上要承接上次义卖举行一次招待会，英格尔索普太太将在晚会上朗诵一首战争诗歌。一上午，我们都在忙着整理和布置村子里举办晚会的礼堂，很晚才吃午饭，下午就在花园里休息。我发现约翰跟平时不太一样，显得十分焦躁不安。
    喝完下午茶，英格尔索普太太躺在床上休息，晚上她可有的忙呢，我则向玛丽·卡文迪什挑战网球单打比赛。
    大概差一刻七点时，英格尔索普太太催促我们快一点，因为晚饭会提前。我们只好抓紧时间准备。晚饭还没结束，汽车就已经等在门外了。
    晚会非常成功，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朗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些舞台表演，辛西亚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晚会之后，她受邀去参加一个晚餐派对，因此没有和我们一起回家，而是和那些一起表演舞台剧的朋友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床上吃了早饭，她累过头了。可十二点半的时候，她又神采奕奕地出现了，非要带着劳伦斯和我去参加午餐派对。
    “这可是罗尔斯顿太太极力邀请的，她是塔明斯特夫人的妹妹。当年罗尔斯顿家和征服者（注：征服者，即指一〇六六年征服英国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一起来到这儿，是我们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玛丽说已经约了包斯坦先生，所以很抱歉不能一起去。
    午饭吃得很愉快。我们驾车离开时，劳伦斯建议从塔明斯特开回家，那儿离公路只有一英里，还可以顺便去药房看看辛西亚。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说这个主意很不错，不过她还要写几封信，所以打算把我们留在那儿她自己先走，我们可以和辛西亚搭乘马车回家。
    医院的门房怀疑我们的身份，一直不允许我们进去，直到辛西亚出来担保才放行。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她看起来清爽而温柔。她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介绍给她的药剂师同事，那是一个让人有点望而生畏的家伙。辛西亚开心叫他“尼布斯”。
    “这么多瓶子啊！”在小房间里环顾四周，我不禁喊道，“你真的都知道瓶子里装了什么吗？”
    “真新鲜，”辛西亚哼了一声，“每个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我们都想给第一个不说‘这么多瓶子’的人颁发奖金了。我还知道，你下一句话会说：‘你毒死过多少人？’”
    我充满歉意地笑了笑。
    “要是人们知道错手毒死一个人是多么轻而易举，就不会拿这个开玩笑了。算了，我们喝茶吧。那个橱柜里的所有秘密我们都一清二楚。不，劳伦斯——那是毒药橱柜，那个大柜子——没错。”
    我们开开心心地喝完茶，还帮着辛西亚清洗茶具。把最后一只茶匙放好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辛西亚和尼布斯忽然脸色一变，表情严峻。
    “进来。”辛西亚说，语气十分职业化。
    一个慌里慌张的年轻护士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瓶子。她把瓶子递给尼布斯，而他则示意交给辛西亚，还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今天我不是真的在这儿。”
    辛西亚接过瓶子，像法官那样严肃地检查着。
    “这应该是今天上午来拿的。”
    “护士长说很抱歉。她忘了。”
    “护士长应该来读一下门外的规定。”
    从小护士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可没有这个胆量把这句话带给那位可怕的护士长。
    “所以明天才能领。”
    “那今天晚上能给我们吗？”
    “好吧，”辛西亚和蔼地说，“我们很忙，不过，如果有时间我们就会装好。”
    小护士走了，辛西亚敏捷地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大罐子，把那只瓶子装满，然后放到了门外的桌子上。
    我笑了。
    “必须按照规定？”
    “没错，去我们的小阳台吧，在那儿能看到所有的病房。”
    我跟着辛西亚和她的朋友走过去，他们指给我各种不同的病房。劳伦斯则留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辛西亚扭过头叫他过来。接着，她看了看手表。
    “没什么事了吧，尼布斯？”
    “没了。”
    “好，那我们锁门走了。”
    那天下午，我对劳伦斯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和约翰比起来，他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他和他哥哥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他胆小，沉默寡言，不过，行为举止还算讨人喜欢，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能真正地了解他，一定会很喜欢他。我原本以为他面对辛西亚时很不自然，而她对他也有点害羞，可是那天下午他们两人都很开心，聊起天来就像两个孩子。
    乘马车穿过村子时，我记起要买几张邮票，于是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
    我走出邮局时，和一个正要进来的小个子男人撞在了一起。我赶紧闪开并道歉，就在这时，他大叫一声，抱住了我，热烈地亲吻我。
    “亲爱的黑斯廷斯！”他大喊，“真的是亲爱的黑斯廷斯！”
    “波洛！”我也喊了起来。
    我回到马车那里。
    “我很高兴见到了老朋友，辛西亚小姐。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波洛先生，我好多年没见他了。”
    “哦，我认识波洛先生，”辛西亚快活地说，“可我没想到他也是你的朋友。”
    “没错，真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我认识辛西亚小姐，我能到这儿来全靠善良的英格尔索普太太。”看到我好奇地看着他，他又说，“是的，我的朋友，她友好而殷勤接待了我们这七个从祖国逃亡的乡巴佬儿。我们比利时人永远感激她。”
    波洛是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举止稳重庄严。他脑袋的形状像个鸡蛋，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他的胡子硬邦邦的，像军人的胡子。他的着装整洁得惊人，我深信，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简直比让他吃颗枪子儿还难受。这个时髦的小个子如今步履蹒跚，这让我很难过，可他原来是比利时警方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侦探，他极具天赋，成功地侦破了一些当时最难的案件。
    他给我指了指他和比利时同胞居住的小屋，我答应近期内去看他。之后，他向辛西亚夸张地挥了挥帽子，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他真是个可爱的小男人，”辛西亚说，“没想到你也认识他。”
    “你们无意中款待了一位知名人士。”我回答道。
    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们讲述了赫尔克里·波洛的种种战绩和成就。
    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到家里。走进门厅的时候，英格尔索普太太从她的“内室”中走出来。她看上去面红耳赤的，心情似乎烦乱不已。
    “哦，是你们。”她说。
    “出什么事了吗，艾米丽阿姨？”辛西亚问。
    “当然没有，”英格尔索普太太严厉地说，“会有什么事？”看到女佣多卡丝走进餐厅，便吩咐她拿些邮票到她房间。
    “是，太太。”老女佣迟疑了一下，小心地补充道，“太太，您是不是需要去床上休息一下？您的样子很疲惫。”
    “也许你是对的，多卡丝——是的——不——现在不行。我得在邮局关门之前写好这几封信。你按我说的在房间生火了没有？”
    “是的，太太。”
    “那我晚饭后直接去休息。”
    她又走进自己的房间，辛西亚凝视着她的背影。
    “天哪，究竟怎么了？”她对劳伦斯说。
    可他似乎没听见，一言未发地转身走了出去。
    我建议吃晚饭之前打一场快球赛，辛西亚答应了，于是我跑上楼去拿我的球拍。
    卡文迪什太太正好下了楼梯。也许是我的错觉，可她的确显得有点古怪、不安。
    “和包斯坦医生散步了吗？”我问，尽量装得若无其事。
    “没去，”她仓促地回答道，“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哪儿？”
    “在内室里。”
    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楼梯扶手，像是鼓起勇气似的，急急地从我身边走过，下楼穿过大厅，朝内室走去，在身后关上了房门。
    几分钟后，我跑向网球场。途中，我从内室敞开的窗户下经过，无意间听到了下面这些对话片段。玛丽·卡文迪什的声音极其克制：
    “就是说你不给我看了？”
    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道：
    “亲爱的玛丽，这完全无关紧要。”
    “那就给我看。”
    “我跟你说过不是你想的那样。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玛丽·卡文迪什的声音更痛苦了：
    “当然，我早该知道你会偏袒他。”
    辛西亚正在等着我，热切地迎过来说：
    “瞧，已经大吵一架啦！多卡丝都告诉我了。”
    “谁吵架？”
    “艾米丽阿姨和他。我真希望她能看清楚这个人！”
    “多卡丝当时在那儿吗？”
    “当然不在。她‘只是碰巧经过房门’。这下算是撕破脸了。咱们要是能知道全部情况就好了。”
    我想到了雷克斯太太那张吉卜赛人的脸，还有伊芙琳·霍华德的警告，但我决定明智地保持沉默，而辛西亚则挖空心思地假设了每一种情况，兴致勃勃地希望“艾米丽阿姨会把他赶出家门，再也不跟他讲话”。
    我急着想见约翰，可哪儿都找不到他，显然那天下午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努力想忘记自己无意中偷听到的话，可它们总是回荡在我脑中。玛丽·卡文迪什关心的是什么事？
    我下楼吃晚饭时，英格尔索普先生正坐在客厅里。他一如平常那样面无表情，我再次感到了这个人的怪异。
    最晚下楼的是英格尔索普太太，看起来仍然很是不安。席间，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着，英格尔索普尤其平静，和平常一样，他不时向妻子献一献殷勤，在她背后放个靠垫，完全一副忠实丈夫的样子。吃完饭，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迅速回自己房间了。
    “拿我的咖啡来，玛丽，”她喊道，“还有五分钟邮差就下班了。”
    我和辛西亚走到客厅敞开的窗户前，坐了下来。玛丽·卡艾迪什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显得很激动。
    “你们年轻人喜欢灯光亮一点还是昏暗一点？”她问，“辛西亚，你能把英格尔索普太太的咖啡给她送过去吗？我倒好了。”
    “别麻烦了，玛丽，”英格尔索普说，“我给艾米丽送去。”他倒了一杯，小心翼翼地端着走出房间。
    劳伦斯跟在后面，卡文迪什太太则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
    我们三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天气很热，周围很安静。卡文迪什太太拿着一把粽叶扇轻轻地扇着。
    “太热了，”她咕哝着，“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
    唉，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如此之快！眼前的美景忽然被门厅传来的一阵熟悉的声音粗暴地破坏了。
    “包斯坦医生！”辛西亚大喊一声，“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我妒忌地扫了玛丽·卡文迪什一眼，可她镇定自若，嫩白的双颊看不出任何变化。
    没多久，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领着医生进了屋。后者大声笑着，声称他这种情形不适合去客厅。事实上，他确实处境尴尬，身上沾满了泥浆。
    “你这是怎么了，医生？”玛丽·卡文什迪大声问。
    “我很抱歉，”医生说，“我真的没想要进来，可英格尔索普先生坚持让我来。”
    “哦，包斯坦，你有麻烦了。”约翰说着从门厅慢慢走进来，“喝点咖啡，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了。”
    “谢谢，我正打算说。”他苦笑了一下，开始向我们讲述尴尬的经历：他在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而他想方设法采摘的时候竟然失足掉进了旁边的一口池塘里，真是太丢人了。
    “衣服很快就被太阳烤干了，”他接着说，“可我觉得我的脸全都丢尽了。”
    就在这时，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大厅里叫辛西亚。于是，她赶紧跑了出去。
    “把我的文件箱拿过来好吗，亲爱的？我要睡觉了。”
    通向大厅的是一扇很大的门。辛西亚拿箱子的时候，我已经站了起来，而约翰就在我旁边。因此，有三个证人可以证明，当时英格尔索普手里正端着咖啡，还没有喝。
    这个傍晚，被包斯坦医生的出现完全而彻底地破坏了。在我看来，这家伙好像不打算走了。好在他终于站起身。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陪你走回村子吧，”英格尔索普先生说，“我得去看看我们的房地产代理人，”他转过身对约翰说，“不用等我了，我会带着大门钥匙。”